1951年，中共首位双重间谍鲍君甫，临判死刑之时竟自说：陈赓和周总理其实都认识我。 庭审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法官敲锤子的手停在半空，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就连门口站岗的警卫都忍不住往这边瞟了几眼。一个马上就要被枪毙的“中统特务”，怎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喊出陈赓和周总理的名字？这事要是假的，那是罪加一等；可万一要是真的……这案子可就翻了个个儿。 办案的同志不敢含糊，赶紧把情况报上去。当时的南京市法院院长鞠华亲自过问这事，他翻看鲍君甫的卷宗，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此人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驻上海特派员，后来又当过南京“反省院”的副院长，履历上全是给国民党干事的记录。可这老头在法庭上喊的那一嗓子，不像是在说胡话。 电报发到朝鲜战场的时候，陈赓正窝在坑道里研究地图。他拆开电报一看，眉头皱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来，提起笔就回信。信写得不长，但每个字都沉甸甸的：“鲍君甫确自1927年与我党有联络，贡献甚大。后二三年间与我接头屡次，此人对党有功。” 这话从陈赓嘴里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了。陈赓是什么人？黄埔一期出身，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创始人，在隐蔽战线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说“对党有功”，那就不是一般的功劳。 法院收到回信后又去查了陈养山、李克农这些人的证明材料，这才把鲍君甫这二十多年的底细给捋清楚。 时间倒回1928年。那时候的上海滩，表面上灯红酒绿，暗地里却是刀光剑影。国民党刚搞了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到处抓共产党。鲍君甫那时候已经改名杨登瀛，在国民党里混得风生水起，跟陈立夫、张道藩这些人都说得上话。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偏偏跟陈赓手下的陈养山是旧相识。 陈养山试探过几次，发现鲍君甫虽然当着国民党的官，心里头对共产党并不反感。他把这事报告给陈赓，陈赓又报告给周恩来。周总理当时就拍了板，这个人要争取过来。两人约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见面，陈赓开门见山说了来意，鲍君甫也没推辞，就这样成了中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安插的第一颗棋子。 从那以后，鲍君甫明面上给国民党卖力，暗地里给共产党送情报。国民党那边觉得他办事得力，共产党这边因为他提前送出消息，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抓捕。1929年，彭湃、杨殷这些人在上海开会时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就是鲍君甫摸清了白鑫的行踪，特科红队才在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之前把他给除掉了。还有任弼时被捕那次，也是鲍君甫在中间斡旋，愣是把人给捞了出来。1930年，有个叫黄弟洪的叛徒从苏联回来，暗中写信给蒋介石要出卖周恩来的见面地点，这封信还没到蒋介石手上，情报就先被鲍君甫截住了。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够得上“救命”两个字。可鲍君甫从来不提，也根本没法提。干这行的人，嘴巴得比铁还紧，说漏一个字，不光自己没命，连带着上线下线一大串人都得跟着掉脑袋。 1931年顾顺章叛变，那是最凶险的时候。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他知道的太多了。鲍君甫的身份虽然没有被顾顺章直接供出来，但因为跟顾顺章有过工作往来，还是被抓了进去。在狱里他咬死了不松口，国民党拿他没办法，关了几年又放了出来。可从那以后，他跟中共这边就彻底断了联系。 解放后，鲍君甫在南京玄武湖边上摆了个茶水摊，靠卖水过日子。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过去，甚至连“杨登瀛”这个名字都不用了。街坊邻居只知道这是个卖水的老头，谁也没把他跟当年那个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杨特派员”联系到一块。 要不是1951年那场镇反运动把他揪出来，要不是他在法庭上喊出那一嗓子，这段历史可能就真的烂在他肚子里了。 陈赓的信寄到南京之后，法院改判了对鲍君甫的处罚，从死刑改成了管制一年。后来陈赓每次到南京，都会去看他，有时候带点东西，有时候就是坐下来聊几句。有一回陈赓跟他说：“有什么难处，写信给我。”这句话对鲍君甫来说，比什么官复原职都暖心。 1969年冬天，鲍君甫在北京去世。他走之前拉着孩子的手，声音沙哑地说：“我不是内奸，也不是特务，我是谁，周公馆最清楚。”这话不假，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还专门叫来罗青长，嘱咐他别忘了这些人，那些在我们党最危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忘。 鲍君甫这辈子，当过国民党的官，也当过共产党的暗线，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差点被自己的同志枪毙。他活着的时候不敢声张自己的功劳，死了之后也没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名声。可历史的账本上，该记的，一笔都没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