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16日中午12时许，位于上海虹口区大连西路562号的中国工商银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传出一声枪响，32岁的女出纳员朱亚娣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起案件因其手段残忍且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例持枪抢劫银行案，迅速震惊全城。 凶手于双戈逃亡七日后在宁波落网，其破案过程和庭审细节，至今仍是老上海人记忆中的特殊片段。 这个案子的突破口最早要追溯到案发前三天的一桩盗枪案。 1987年11月13日，原为海运局乘警、因违纪被调至公交公司当售票员的于双戈，因赌博欠债上万元且面临催债压力，萌生了抢劫银行的念头。 凭借对轮船环境的熟悉，他携带着旋凿、羊角榔头等工具，混入停泊在黄浦江边的“茂新轮”，潜入乘警值班室，撬开武器库的保险箱，盗走“五四”式手枪两支、“六四”式手枪一支、子弹268发及手铐一副。 作案后，他将部分枪弹藏匿于家中，当晚便去了朋友徐根宝家，从帆布包里取出枪弹展示，声称“干了一件惊人的大事”。 面对这些足以判重罪的武器，徐根宝不仅没有报警，反而在“哥们义气”的驱使下，借给于双戈300元钱，并答应帮其处理作案工具，次日一早便将旋凿、榔头等分别扔进了离家较远的三个垃圾桶中，企图帮助于双戈毁灭证据。 在于双戈这个案子上，警方的侦查逻辑极为严谨。 在“茂新轮”盗枪案发生后，由于当时上海街头的电子监控极为稀少，侦查员只能依靠传统手段排查。 原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崔路回忆，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他提出一个关键思路：罪犯对船上乘警室内部情况如此熟悉，极有可能是曾经接触过这里的人。 海运公安局的一名警察立即联想到了三个月前刚被调离的于双戈。 但真正让警方锁定于双戈的关键物证，是案发现场附近的一辆自行车。 储蓄所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即11月17日，上海外国语学院一位教师向警方举报：有一辆七八成新的男式自行车停在储蓄所附近，从16日晚上直到17日上午都无人认领，坐垫还是湿的——这说明车主人一夜未归，这在自行车还是家庭“大件”的八十年代极不合常理。 警方“按车索骥”找到车主，车主承认车于16日上午借给了于双戈，而于双戈当日承诺下午1点半归还，却至今未见踪影。 与此同时，另一组侦查员将储蓄所现场提取的指纹与“茂新轮”盗枪案现场指纹、于双戈档案材料中的指纹反复比对，确认三枚指纹系一人所留，目击者也从照片中指认出于双戈。 至此，两条线索合而为一，于双戈被锁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 锁定于双戈后，警方立即展开抓捕。 然而，于双戈在作案后便开始了逃亡，他的女友蒋佩玲和“哥们”徐根宝在此时扮演了包庇的角色。案发当晚，心神不宁的于双戈约蒋佩玲外出，在歌舞厅待到深夜才返回蒋的住处过夜。次日清晨，于双戈向蒋佩玲坦白自己“抢了银行杀了人”，要求她弄钱协助逃跑。 蒋佩玲虽然惊恐，但她出于对男友的感情，说出了那句后来在上海滩广为流传的话：“我们已经这样了，既然事情已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我陪你一起逃，也好有个照顾。” 她不仅没有报警，还向姐姐借了200元钱资助于双戈，并决心与其一同出逃。 然而，在于双戈回家收拾行李时，其父母在察觉异常后，曾试图阻止儿子逃跑。身为基层干部的父亲厉声要求他去自首，于双戈假意答应，却在出门时一把推倒父亲，带着蒋佩玲狂奔下楼。 父亲追出门外大喊道，“捉牢伊！” 蒋佩玲在慌乱中摔倒在地，被追上来的于家父母和路人抓住，随即被扭送至公安局。 但于双戈却趁乱逃脱，独自逃往浙江宁波。 而徐根宝则在警方调查时继续为其保管剩余的枪支弹药，并知情不报，为警方的追捕增加了障碍。 警方通过调查于双戈的社会关系，兵分三路前往山东莱阳、广东广州和浙江宁波布控，最后在宁波一邮局的电话亭内将于双戈抓获。 这起案子的两名从犯当年在上海市民中引发的反响极其强烈，甚至超出了主犯。 1987年12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蒋佩玲、徐根宝的包庇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海电视台对此进行了转播，这在新中国的法制史上堪称空前，据说当天的收视率一度超过了95%，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市民们的看法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对于双戈的凶残暴行感到愤慨；另一方面，蒋佩玲在法庭上呈现出的“痴情”与“弱者”姿态，以及那句“我要活活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的告白，触动了那个年代上海市民的某种情感神经。 而为蒋佩玲辩护的著名律师郑传本，在法庭上据理力争，通过现场勘查和路线图演示，指出蒋佩玲是在派出所附近被截获的，其行为更接近“犹豫中的自首”而非单纯的拒捕，这一精彩的辩护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律师只是“聋子的耳朵”的刻板印象。 正是这种庭审的公开与辩护的精彩，使得当时上海街头巷尾流传起一句带着几分戏谑、几分荒唐的顺口溜：“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甚至有传闻说，蒋佩玲在服刑期间还收到了许多慕名者写来的求爱信。 最终，“重情重义”的蒋佩玲被判了3年，徐根宝被判了5年。 于双戈则毫无悬念，被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