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成都地铁七号线工地，挖出一座雕龙画凤的明代古墓！原以为是哪位王爷睡这里，结果发现：居然是俩男人的合葬墓！ 那一年的盛夏，成都东郊。 工地上居然一口气发现了43座排列的整整齐齐的明代古墓，这阵仗有点大，考古队也赶紧入驻。 墓葬看上去并非平民墓，雕龙画凤的很是气派，当时一度大家还以为是明朝蜀王家的墓葬群呢，毕竟这“龙”啊、“凤”普通人用不了…… 尤其是一座编号为8号的墓葬，看上去很是气派，墓门上还赫然写着“龙凤呈祥”。 啊？啥意思？难道8号墓里葬着王爷和王妃两口子？考古队员们有些莫名的兴奋，毕竟明朝王爷墓的豪华不在话下，历史价值也很大啊。 可是，棺椁打开，所有人眼睛都直了——啥王爷两口子啊，居然是两个男人合葬！ 最后，墓葬中出土的一块完整墓志铭，才将一个500年前的故事，在现代人的面前娓娓道来……据说，当时释读之后，在场有人眼圈都红了，感动啊！ 墓志铭上有八个大字，尤为引人注目——“同堂共穴，弟兄永愿”。 大白话就是——我们生前情同手足，死后也要葬在同一座墓穴里，永远做兄弟。 原来，墓葬在一墓双室，两个墓穴内并排放置了两具棺木，墓主人分别是魏玉和阮英，两人之所以死同穴，大家也别想歪了，纯粹是命运使然，苦命人的宿命而已…… 他们的故事，我们从头讲来。 故事得从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说起。 那一年，陕西同州，大旱。赤地千里，易子而食。一个叫魏玉的8岁男孩，和一个叫阮英的6岁男孩，眼看就要饿死。父母含泪，把他们送进了宫，当太监。 一刀下去，成了“半个人”。从此，故乡是远方，亲人是路人。 身体的残缺，不仅是生理上的剧痛，更是社会性的死亡。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他们是家族的耻辱，是“绝户”，死后连祖坟都进不去。 就这样，两个半大的异乡孩子，进了蜀王府做太监，他们没有亲人，彼此就是亲人。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深宫大院，两个半大孩子，一个给王爷端茶倒水，一个做些杂役。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凑到一起，说说家乡话，聊聊小时候的事。谁被管事的骂了，另一个就安慰两句；谁生病了，另一个就偷偷藏块糕点送过去。 在很多人印象里，明朝太监，都是魏忠贤那种权倾朝野、祸国殃民的主。但魏玉和阮英，显然不是。 史料和墓志铭显示，这俩人，在蜀王府里，混得还不错。魏玉甚至一度成为蜀惠王的贴身侍从，备受恩宠，还被赐了“双”姓。 魏玉这个人，够意思。他没有因为自己发达了就把老哥们儿忘了。在他的提携下，阮英也受到了重用，成了王府的重要掌事人。 这叫什么？这叫苟富贵，勿相忘。 他们有了钱，有了权，在成都东郊置办了风水宝地。他们给自己修了这座“龙凤呈祥”的墓。 为什么要修龙凤？这是他们对命运最大的讽刺，也是最大的渴望。 龙，是权力的巅峰，是男人的象征。凤，是陪伴，是圆满。他们生前是“半个人”，死后，要给自己补全。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另一个世界里，模拟一个“家庭”，模拟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这是一种极致的自卑，也是一种极致的自尊…… “同堂共穴，弟兄永愿。”这句话刻在墓志铭上，穿越了500年的时光！ 照理说，魏玉在王爷府混得很好，他完全可以自己独享一块高级墓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和这个“弟弟”挤在一起。 因为，在那个世界上，只有阮英，是他的家人。 约定之后才过了一年，正德十一年（1516年），55岁的阮英就撒手人寰了。 魏玉悲痛欲绝，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他为阮英操办了后事，在之前选好的墓地里，把属于阮英的那个墓室安置妥当。然后，他在旁边留了一个空位——那是给自己的。 接下来的11年里，魏玉一个人活在世上。他还在蜀王府当差，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双爷。但少了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日子大概也没那么有滋味了。 嘉靖十七年（1538年），魏玉去世。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后人把他安葬在了阮英旁边。 这一躺，就是近500年…… 2013年，当考古人员打开这座双室合葬墓时，他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两个墓室，并肩而立，虽经岁月侵蚀，依然紧紧相连。 墓志铭上，“同堂共穴，弟兄永愿”八个字，清晰可辨。 考古专家谢涛说了一句公道话：“在宦官墓群中，双室墓、三室墓并不少见，但像这样，将两人合葬在一起的前因后果刻在墓志铭里，并保存至今的，却不多。”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两个人，是真的把这份情谊当回事。 说实话，这个故事读到最后，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你为这份情谊感动。两个被命运抛入深宫的男孩，从6岁和8岁开始，就相互扶持，一起长大，一起变老，一起赴死。这份情谊，比亲兄弟还亲。 但另一方面，你也觉得苦涩。他们为什么要立这样的约定？为什么死后非要葬在一起？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了。这是无奈之举，也是那个时代，这个特殊群体的宿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