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大校指出：一个“死不改的陋习”，是我们近代屡败不胜的根本原因。 ​​​戴旭大校在一次线下分享中，当着几百人的面戳破一个真相：近代中国屡战屡败，最致命的不是枪炮落后，而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心性。怕先动手、爱讲道义、总想着“留余地”，最终把自己绑死在被动里。 这话从戴旭嘴里说出来，一点都不奇怪。国防大学的讲堂上，他经常这么“放炮”。学生们习惯了，知道这位大校教授就这风格——话狠，理硬。他1964年出生在河南，长大在东北，身上有股关东的直愣劲儿。十八岁进空军地勤，从维护战机干起，后来考上空军电讯工程学院，一路读到国防大学博士。军科院、国防大学，这些地方他待了个遍，研究的就一件事：我们为什么挨打，以后怎么才能不挨打。 他研究战史，越研究心里越憋得慌。鸦片战争前，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奏折，说英国人的腿不会打弯，上了岸就好对付。这当然是无知，但更深层是一种心态：总觉得对方是“蛮夷”，自己高高在上，用不着认真研究。等到人家舰炮轰开国门，又慌了神，从“天朝上国”的傲慢，一下子跌入“技不如人”的自卑。戴旭觉得，这种两极摇摆，比武器落后更可怕。 甲午战争是他的重点分析案例。课上他问学生：“北洋水师吨位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为什么打不过日本联合舰队？”学生们答装备、答战术、答后勤。戴旭摇头：“最根本的，是根本没真想打。”战前，慈禧想着过寿，李鸿章想着保船，光绪和一帮清流喊着主战却不懂军事。日本全国节衣缩食买吉野号，清朝海军军费被挪去修园子。等到丰岛海面第一声炮响，一切都晚了。这不是某个人 的错，是一整套系统的失效，而这套系统背后，是那种“以和为贵”、“忍让为上”的文化惯性在作祟。 “爱讲道义”，戴旭对这四个字剖析得最狠。他说，国际政治丛林里，道义是打完以后讲的，不是开打之前绑住自己手脚的绳子。八国联军侵华，跟一群强盗讲“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抗日战争初期，还指望“国际调停”？结果就是人家得寸进尺，我们丧师失地。他并非鼓吹抛弃道义，而是强调“没有实力的道义是空谈，没有捍卫实力的决心，道义就是遮羞布”。这话听着刺耳，但细想历史，确是一针见血。 但戴旭的观点，在学界和舆论场争议一直很大。有历史学者反驳：把百年国耻简单归因于“民族心性”，是不是太粗暴了？鸦片战争失败，首先是封建制度对工业文明的代差；甲午战败，是封建王朝的腐朽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全面落后。制度、经济、科技的差距是实打实的，不能全让“文化性格”背锅。还有批评者说，戴旭的论调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过分强调“铁血”和“先发制人”，忽略了文明的内在价值和国际交往的复杂性。 面对争议，戴旭的回应是：“我没说制度、科技不重要。我说的是，在同样不利的客观条件下，敢不敢亮剑、会不会亮剑的主观意志，往往决定生死。”他举苏联卫国战争的例子，前期装备、战术也落后，但战斗意志撑到了战略反攻。他也欣赏我们的抗美援朝，在那公号里称那是“立国之战”，打出了精气神，证明中国人不是“怕先动手”，而是“该动手时绝不犹豫”。 那么问题来了：戴旭的观点，到底戳中了痛点，还是过于偏激？恐怕两者都有。他确实指出了我们文化传统中某种过于崇尚“柔”、“和”、“后发制人”的倾向，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这种倾向有时会演变为优柔寡断、丧失战机。但他将近代浩劫的主因归于“心性”，确有以偏概全之嫌，忽略了更为根本的制度和生产力因素。 其实，戴旭真正想激发的，可能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感和“敢战能战”的战略清醒。他研究C形包围，预警网络意识形态战争，本质上都是担心“承平日久，忘战必危”。他的语言是战斗性的，甚至带点“鹰派”色彩，目的是打破和平年代的麻痹，让大家看到暗流涌动。这种提醒，在当下复杂国际形势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但我们也必须警惕，不能从“无原则的忍让”这个极端，跳到“无约束的强硬”另一个极端。真正的强大，是王道与霸道的结合，是既有敢战止战的实力与决心，也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与胸怀。戴旭的“重锤”，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补上“敢斗争”这一课；而批评者的声音，则提醒我们，这门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善斗争”，为了更好的和平与发展。 从地勤技师到国防大学教授，戴旭的职业生涯始终围绕着“安全”与“战争”这两个沉重的主题。他的犀利，他的争议，都源于一种深切的忧患。这种忧患，是一个军人对国家命运最直白的关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