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小伙往饮水机投放母猪催情剂长达两年，却无一人发现，直到整个单位上至局长下至保安都双眼发红，肥胖如猪，女同事轮流休产假才发现事情不对劲。 所有的一切，都要从涉案的年轻人于某说起。 他1988年出生，学历中规中矩，在荣成市的事业单位做过几年，一路靠着努力和一点点运气考进乳山市统计局。 工作刚开始也没什么，后来职位没起色，工资、福利也不见增长，同龄人却有人升任、进步，他的自尊和嫉妒心一点点长了刺。 别人的一次调侃、一个忽视的眼神，他都会琢磨一整天，偏执慢慢变成了心病，积压的委屈，在办公室里无处发泄，与同事的关系微妙得像玻璃杯表面的裂纹。 他把单位所有的不公，都归结到了“别人欺负自己”，却从未正视过自己的问题。 或许在众人的眼里，于某不过是个安静的同事，但在他自己的内心里，对单位和同事的怨气一天比一天重。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关于地塞米松的信息，这种医用激素有无色无味等特点，心里的阴暗念头，就像野草在角落里疯长起来。 2016年11月13日，于某开始通过网络购买糖皮质激素注射液，他不是一下子莽撞行事，而是连续几次少量投放。 他利用拿快递的便利，分批次把药物带到单位，用注射器抽好后，悄悄注入饮水机水桶。 有时他还会盯准哪个同事，总觉得对方看不上自己，于是在对方水杯里动手脚。 整个局办公室分散在不同楼层，他利用加班留到最晚的身份，把超过5600支药剂先后注入了不同场所和水源。 最开始，大家觉得自己只是最近压力大、睡得少，顶多喝水多了有点口渴，头偶尔晕。 “我最近怎么老脸肿，一走路气喘吁吁？”“是不是办公室太闷？最近都感觉特别想吃甜食。” 这样的对话，成为那两年单位走廊里的常态，女同事们觉得最近总是小病不断，有的突然月经紊乱，有的体重飙升，互相私下聊，只当是年纪见长、工作太累。 包括局长在内，管理层也明显发胖，医生们最初也并未把这一切和投毒相关联，毕竟没有明显外源性中毒的表现。 同事张某曾说，“有段时间我都自嘲，是不是该考虑换个水源了，可茶一离开单位喝，就啥事没了。” 但谁都没能想到，这一切的源头居然是饮水机。 到2019年春天，症状逐渐加重，有女同事到医院查血，意外发现内分泌紊乱，多项激素指标严重超标，医生怀疑是长期摄入激素，但她想不明白自己从没吃过什么特别的药。 有些男员工甚至开始出现骨质疏松的表现，整个局办公室氛围越来越沉闷，表面无事，私底下却人人焦虑。 转折出现在2019年6月底，单位组织体检，接连有多人被查出肝功异常、血糖骤增，医生敏锐地感觉到问题不寻常。 很快，有人联想到平时伙同喝水的生活规律，由此产生怀疑，一起开会喝茶的几个同事里，多人激素水平异常。 有人提议暂停饮用单位的饮水机，结果症状竟逐渐缓解。 单位领导终于决定报案，警方连夜调取监控，一遍遍筛查线索，仅用数天锁定了于某。 案发后，公安机关找到于某平日工作的各种物品，发现有大量药瓶和注射器，证据链条迅速串了起来。 8月9日，于某被刑拘，在被警方审讯时，他起初还极力否认，直到检方拿出相关证据，他才承认了自己从2016年开始就持续向饮用水中加注地塞米松，目的仅仅是“让大家生病，看谁还会瞧不起我”。 被问是否明白后果，于某面无表情：“没想过会弄出这么大事，我讨厌他们，但也没想到大家会受这么大伤害。” 案件根本不是所谓的“催情剂”投放，更没有什么“大规模休产假”，实际的症状，是长期服用激素引发的向心性肥胖、水牛背、满月脸、情绪起伏、骨骼问题等。 司法机关介入后，对全单位及其家属、外来办事人员等共三十余人做了系统体检。 结果中，4人被鉴定为重伤二级（骨坏死、骨质疏松等）、2人轻伤一级、2人轻伤二级、10人轻微伤。 于某的行为，被认定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他对单位数十名人员造成不可逆转的健康损害。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认为于某投毒动机卑劣、犯罪持续时间长，手段极其隐蔽，影响深远，社会危害极大，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终判处于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 这是法律对公共安全犯罪最严厉的警告，也是对所有将个人情绪和不满转化为极端行为者的警醒。 回过头看这起案件，它反映出的，不只是一个外表普通的职员内心的失衡，还有单位日常管理对安全环节的疏忽。 像饮用水这样基础设施的管理，一旦出现漏洞，后果远比想象严重。 许多单位自案件曝光后，都加强了饮用水的安全防护，对于公共区域的日常监控、身份授权做了严格收紧。 更深层次的，是职场心理健康问题被忽视，当一个人压抑极久的痛苦无法排解，就很容易被负面情感控制，最终做出极端报复。 三年疯狂，一生落幕，善意和理性，才应当成为职场与社会应有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