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 4 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会场中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1512 名代表，气氛庄重而热烈。当会议议程轮到河南代表发言时，毛泽东主席忽然停下手中的笔，目光在主席台上缓缓扫过，似乎在寻找什么人。片刻后，他转头询问身旁的周恩来总理：“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周总理微笑着指向台下前排的代表席：“他在下面。” 闻言，一位中年男子迅速起身，大步流星地走向主席台。当他走到毛泽东身边时，主席亲切地笑着说：“请你发言。”紧接着，毛泽东面向全场代表，用那熟悉的湖南口音介绍道：“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 简简单单的“老朋友”三个字，在那个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却有着千钧之力。对于当时年仅四十六岁、在全党范围内资历尚浅的纪登奎而言，这不仅是莫大的荣耀，更是一张通往权力核心的通行证。台下掌声雷动，许多人心中明了，这一句介绍，彻底改变了纪登奎的政治命运。事实上，纪登奎日后能够步入中央高层，直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根源并非始于九大这一天，而是追溯到十八年前那次改变命运的专列问答。 时光回溯至 1951 年春，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列车停靠许昌站时，时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上车汇报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汇报结束后，按照惯例干部应当下车，但毛泽东却示意他留下，并接连抛出了六个尖锐的问题。 “挨过整没有？”毛泽东问。 “挨过，两次。”纪登奎如实回答。 “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都整错了。” “你整过人没有？” “整过，而且整人比挨整还多。” “整错过没有？” “有。” “杀过人没有？” “杀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时杀了不少。” “杀错过没有？” 面对这连珠炮般的追问，纪登奎没有丝毫闪躲或修饰。他坦承在情况紧急、调查不清时也曾错杀过人，承认工作中存在失误。这种不避讳、不邀功、硬邦邦的实话，让毛泽东印象深刻。在那个许多干部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年代，纪登奎的坦诚显得尤为珍贵。 这次对话成为了纪登奎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专列抵达武汉后，毛泽东特意嘱咐中南局调研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经验。随后，著名诗人郭小川深入许昌采访，撰写了《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于 1951 年 4 月 29 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同日还配发了社论《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同年 5 月，年仅二十八岁的纪登奎受邀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向全党介绍“许昌经验”。会后不久，他便被提拔为许昌地委书记。 从此，纪登奎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先后十多次途经河南，几乎每次都要召见纪登奎听取汇报。据统计，纪登奎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多达十三次。对于一个地方干部来说，如此高频次的直接接触，实属罕见。 纪登奎之所以能赢得信任，不仅在于他会说话，更在于他能干事、敢担当。在三年困难时期，信阳地区发生了惨痛的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逾百万。而毗邻的洛阳地区，在纪登奎的主政下，局面却相对稳定，基本未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1960 年冬，陈云赴河南考察，专门询问纪登奎的应对之策。纪登奎坦言自己搞的是“两本账”：对外应付上面压下来的高指标、高征购任务，这是一本账；对内则心里清楚老百姓手里到底还有多少粮，日子该怎么过，这是另一本账。这番话虽土，却透着实事求是的智慧与保护百姓的良知。 即便在“文革”风暴中，纪登奎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韧性。1967 年 9 月，毛泽东专列再次经过郑州，召见了刘建勋、王新和刚被“解放”的纪登奎。此时的纪登奎已被关押四个多月，受尽批斗，甚至常被罚坐“喷气式飞机”。当刘建勋向毛泽东提及此事时，毛泽东看着纪登奎问道：“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纪登奎没有诉苦，反而豁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当被问及挨斗次数和“喷气式”的动作时，他幽默地描述道：“挨斗有几百次，那个动作就像割麦子，还能锻炼身体。”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竟站起身来模仿弯腰低头、双臂后抬的动作，车厢内顿时笑声一片。 正是这种在逆境中不怨天尤人、在顺境中不忘乎所以的品格，加上始终如一的坦诚与实干，使得纪登奎从一个地方干部一步步走向国家权力的中心。九大上那句“老朋友”的介绍，既是对过往岁月的总结，也是对他未来重任的期许。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那段关于诚实、担当与智慧的往事，至今仍值得后人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