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武汉李女士花110万买下了一套商铺，后来为了修建地铁，政府决定给予李女士1508万元的赔偿款，可李女士对拆迁款并不满意，她声称要3000万，甚至还两度将政府告上了法庭。 2001年,,李女士和丈夫掏出110万，在武汉江汉区买下一间黄金地段的门面，这可不是小数目，为了凑齐这笔钱，两口子把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亲戚朋友那儿也没少开口，周围人都觉得他们疯了，花这么多钱买一间铺子，还要还贷款，日子还过不过。 但李女士认定了一件事：这个地段，值，她没看走眼，商铺到手没多久，就租给了一家银行，年租金63万，合同一签就是20年，靠着这笔稳定收入他们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有余钱供儿子出国读书，从欠债人到中产之家，这对夫妻只用了几年时间。 2013年10月，一纸通知打破了平静，武汉要修地铁6号线，李女士的商铺刚好在线路规划上，街道办的人来了，拆迁办的人来了，地铁公司的人也来了，轮番上门，只为说一件事：您的铺子要拆了，补偿方案是1508万。 李女士听完，没说话，她在金融行业干了这么多年，对数字格外敏感，她心里清楚，这间铺子的价值远不止这个数，征收方用的是租金收益法，他们算了笔账：商铺每年租金63万左右，按商业用房40年使用年限算，扣除已经使用的15年。 更重要的是，她去附近打听了一圈，一个商业项目，离她商铺不到一公里，两年前开盘单价就卖到了7到8万，附近还有一间二手临街铺位，成交价每平方米超过10万，她的铺子端头位置，人流量更大，凭什么只能按收益法算。 征收方不松口，坚持说那个片区的商铺成交量太少，样本不足以作为参考依据，谈判陷入僵局，征收方后来又抛出一个新方案：要么拿3000万现金，要么置换，置换的条件是，在某个新建的保障房社区里给她两间商铺，面积差不多，市场价约1200万，再补300万现金。 加起来也是1500万，李女士去现场看了一趟，回来就摇头了，那个小区刚建好没多久，入住率很低，周围几乎没有成熟的商业配套，银行、超市、饭店，一个都没有，把铺子拿到手，怎么招租，原来的稳定收入，从哪儿来。 她拒绝了这个方案，接下来的两年，类似的备选项目她又看了好几个，没有一个能达到原来的收益水平，时间一天天过去，地铁6号线的工期越来越紧。 2014年，李女士成了媒体口中的“钉子户”舆论铺天盖地，说她卡着项目不放，说她漫天要价说公共利益面前不该死盯着个人得失，李女士看着这些报道，心里五味杂陈，她从来没有说过不配合城市建设，她只是觉得，自己作出让步的同时，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保障。 2015年，地铁公司等不及了，他们绕过漫长的谈判，直接向李女士下发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这份红头文件的意思很清楚：不管她同不同意，这房子都得拆，李女士当场反驳：按程序，至少应该先公示20天。 她迅速申请行政复议，但很快被驳回，随即，她第二次把征收方告上法庭，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征收方的理由很充分：地铁是重大民生工程，关系到无数市民的出行，工程进度不能无限期拖延，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操作。 李女士的代理律师则指出，征收方的评估过程存在重大瑕疵，争议的焦点回到那个老问题：评估方法到底该怎么选，征收方坚持租金收益法，理由是这套方法在商业用房征收中广泛应用，计算结果客观公正。 李女士不这么看，她专门委托了另一家评估机构，用两种方法分别测算：市场比较法得出的单价是9.3万左右，租金收益法算下来是8.8万，综合一下，单价应该在9万上下总价妥妥超过3000万。 征收方不认这份评估报告，理由是李女士自己找的机构不具备他们认可的资质，最终，法院从公共利益和工程进度出发，裁定可以先予执行拆除。 2016年3月，挖掘机开进了那片最繁华的地段，李女士的商铺被推平了，但诉讼没有结束，案件继续审理，2016年下半年，一审判决出炉：李女士胜诉，征收方应支付3000万赔偿款，征收方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从1508万到3000万，数字翻了一倍，这不是征收方主动让步的结果，而是法院认定的结果，李女士的故事后来被很多人讨论，有人说她贪心，明明已经拿到了1500多万的补偿，还要狮子大开口。 也有人说她勇敢，面对强势的征收方，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如果仔细看这个案子，有一点不能忽视：李女士之所以能赢，不是因为她嗓门大、会闹，而是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她研究评估方法，找到周边成交数据，自己委托评估机构，每一步都留下了证据，她不是无理取闹，而是用数据说话，更重要的是，她抓住了一个关键：程序违规，征收方在评估流程上确实存在问题。 使用年限的认定、评估方法的选择、第三方机构的资质审核，这些环节都存在瑕疵，正是在这些瑕疵上，才李女士找到了突破口。信息来源：有书——2011年，武汉李女士不满1508万拆迁款，索要3000万，结局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