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上海副司令员送陈赓一份重要文件，陈赓非常愤怒：我还活着，他们故意要整我吗？ 1961年3月，上海的春雨总是下得没完没了。陈赓拖着那条伤残的右腿，在丁香花园的小楼里来回踱步。院子确实太窄，风一吹就呛人，他却偏偏喜欢站在廊下，看雨水顺着瓦片往下淌。 这条腿的旧伤，早在长征前就落下了。会昌那场恶仗，三颗子弹几乎把他钉在地上，膝盖筋断了，血把裤腿染得透红。后来胡山寨又挨了一枪，右腿彻底废了半截。走路一瘸一拐，成了他最显眼的标记。可谁能想到，这位当年在太行山上活蹦乱跳的“陈赓同志”，如今连散步都得扶着墙。 六十年代初，他的身体已经垮得不成样子。1957年那一年最要命。从2月到年底，他几乎没在家里待过几天。南下检查地形，爬岛屿，跑苏联，参加海空陆大演习，一刻不停。傅涯后来回忆，那年秋天他从苏联回来，脸色灰得像旧报纸。她问他累不累，他只笑笑，说再扛一扛就过去了。 扛不住了。1958年3月，心肌梗塞第一次砸下来。那天他在家听汇报，从早上开到下午一点多。朱德、贺龙、聂荣臻都在场。散会后空军又来汇报，晚上他突然捂着胸口倒在沙发上。小儿子知涯第一个发现，哭着喊人。司机老赵冲进来时，陈赓已经满头冷汗，脉搏摸不到了。医院抢救组赶到，初步判断是心梗。彭德怀他们闻讯都跑来看，家里乱成一团。 三个月住院，总算捡回一条命。医生严令休养，他却在北戴河待不住，嚷着要回北京上班。中央特批每天只能干半天，他一沾工作就把医嘱忘到脑后。1959年五六月，第二次心梗又来了，这次更凶。军委不得不给他减担子，让他专心治病。他起初还不服气，回家跟傅涯嘟囔，说退居二线像缴枪一样窝囊。 可身体不饶人。1961年元旦刚过，心脏的毛病扩散得更厉害。他自己心里清楚，却嘴硬，说没事。上海市委听说后，主动请他来休养。原本想去广州暖和些，他偏挑了上海——这里有他早年的地下工作记忆，也有不少老战友。 一家人住进丁香花园。房子不错，一楼给夫妇俩，二楼是孩子和秘书。伙食安排得也好，陈赓却总把盘子里的肉夹给别人。那几年国家困难，主席和总理都不沾荤腥，他也跟着不吃。傅涯白天出去工作，他一个人待在屋里，憋得慌。有回趁人不注意，拄着拐偷偷溜出去。警卫员急得满街找，傅涯抓起药和拐杖追上去。找到时，他正蹲在一家电机厂门口，跟工人聊得起劲。后来又进了一家小饭馆，问菜价涨了多少。坐上三轮车，他还跟车夫拉家常，听完叹口气：“比当年我在上海那会儿，群众日子好过多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总觉得闲着不是事。直到那天，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来看他，顺手递上一份文件。内容是中央军委通知：要求所有中将以上高级将领，系统总结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作战经验。 陈赓接过来，笑着翻看。看到最后，他脸色突然沉下来，抬眼盯着副司令员：“这份东西我在北京就该看到，怎么拖到上海才送到？”秘书小声解释，说可能是总参考虑到首长身体，先压着没发。陈赓手一拍桌子，声音拔高：“我还没死，他们是成心的！” 其实总参是为他好，怕他一回忆往事就激动，旧病复发。可这位副司令员不知内情，以为陈赓人在上海，身体还行，就直接送来了。陈赓却当场来了精神。作战经验总结，对他来说从来不是负担，而是责任。那些年他打过的仗、带的兵、流的血，桩桩件件都刻在脑子里。现在有机会写下来，反倒让他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医生起初不同意，怕费神。陈赓坚持说让秘书记录，他只口述。批下来后，他整个人像打了鸡血。白天口述，晚上改提纲。王秘书整理的稿子，他看完摇头，说没写出味道。傅涯劝他等身体好些自己动手，他一听眼睛亮了，当即拍板：“那就我来写。” 从那天起，笔就没停过。他夜里翻材料，白天追记忆。太行山的突围、淮海战役的阻击、四渡赤水时的奔袭……一幕幕涌上来，像电影倒带。他写得入神，连胸口的绞痛都顾不上。警卫员劝他歇歇，他摆摆手：“时间不多了，让我多做点事吧。” 傅涯看着心疼，每天端茶送报，轻声提醒休息。他偶尔抬头，眼神却恍惚，像认不出人。有一天小儿子跑进来拽他袖子要脱衣服，他猛地一抽气，脸色煞白，冷汗刷地下来。孩子吓哭了，去喊妈妈。傅涯冲进屋，他已经缓过来，强笑着说没事。 可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作战经验还没写完，胸口像压了块石头。3月16日清晨6点，一阵剧痛把他彻底惊醒。额头汗珠密密麻麻，这次再也没挺过去。8时45分，陈赓停止了呼吸。 他走得太急。那些未完的稿纸摊在桌上，字迹密密麻麻。傅涯和孩子们守在床前，喊他名字，他再也没应。事后，遗稿经整理、加工，成了后来出版的《陈赓日记》。那是他用最后力气留给后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