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平西司令部，宋时轮率1500战士包围会议室，与萧克对峙，萧克气道：“我毙了你！”宋时轮不惯着，也拿出了手枪。 冀东抗日大暴动是1938年华北地区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由共产党领导，涉及20多个县，参与群众达20万人。高志远作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早年变卖家产组织民团，1935年参与刺杀汉奸刘佐周。暴动初期，队伍迅速扩大，但面对日军坂垣师团的反扑，缺乏重武器和经验的部队遭受重创。从高峰期的10万人锐减到几千人，宋时轮和邓华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与高志远部会合，撤退到平西山区。这次撤退暴露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的难题，中央决定统一领导该地区力量。 1939年初，中央军委成立冀热察挺进军，任命萧克为司令员，旨在连接冀东、平西、平北，建立抗日根据地。萧克来自120师，带百余名干部抵达平西，与宋时轮、邓华、高志远等力量整合。挺进军下辖四个支队，总兵力近8000人。邓华任副司令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包括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高志远虽是支队司令，但未进入委员会，这反映了整合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挺进军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方针，试图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高志远案是冲突的导火索。高志远多次要求带队返回冀东作战，但萧克认为会分散兵力，未予批准。不久，有人举报高志远勾结吴佩孚旧部，有投敌嫌疑。萧克组织公审大会，杨春甫公诉，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被以汉奸罪处决，时年32岁。宋时轮和邓华曾求情，认为证据不足，可送延安审查，但萧克坚持执行。这导致冀东抗联大半逃散，部队士气低落。1985年滦县县委编纂的革命斗争史提到，此案可能与旧部投敌牵连，但细节不明。这件事凸显了 wartime 环境下情报工作的复杂性。 宋时轮对高志远案强烈不满。他在军政会议上主张返回冀东，与萧克战略分歧加剧。1939年10月，宋时轮率1500战士到板城村司令部，要求重查高志远案。萧克拒绝，两人发生激烈争执。邓华和程世才介入调解，避免了进一步冲突。这次对峙上报中央，总政治部下令严肃处理。宋时轮被安排到延安学习，邓华调回晋察冀军区任分区政委。挺进军兵力减少三分之二，内部恐慌加剧。萧克试图通过整训稳定局面，但效果有限。这反映了领导层在压力下的决策困境。 挺进军成立后，继续在平西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1940年，部队发展到近万人，创办《挺进报》，扩大游击区。但日军加大扫荡，挺进军生存艰难。冀东和平北未能彻底打开局面，仅平西初具规模。邓华在雁北开辟新阵地，后组建晋察冀军区第五分区。程世才留守平西，负责参谋工作。宋时轮在延安参与整风运动，后调其他职务。萧克领导下，挺进军分散活动，坚持抗战。这段时间的作战失利暴露了资源不足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挑战。 1942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撤销，冀东、平西、平北归晋察冀军区直接领导。萧克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继续指挥抗日。邓华和程世才在晋察冀任职，参与反扫荡作战。宋时轮返回部队，担任领导职务。挺进军余部并入晋察冀军区，继续抗日直至胜利。高志远案后，部分部队整合，继续作战。王仲华接管高志远余部，但不久因医疗事故去世。这次撤销标志着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萧克在回忆录中提到处理高志远案的细节，承认证据基于供词。宋时轮传记记载，他与萧克长谈后离队，感慨冀东情况复杂。冀热察挺进军虽短暂，但为华北抗日积累经验。邓华后来在其他战场发挥作用。程世才负责后勤和参谋，确保部队运转。这段历史显示了抗日队伍在整合中的摩擦和适应过程。 高志远早年经历包括1933年长城抗战时筹款劳军。冀东暴动中，他领导攻克县城，百姓支持。但暴动失败后，撤退途中损失惨重。萧克到任后，推动整编，加强纪律。宋时轮坚持平原游击，邓华注重巩固根据地。这些分歧源于不同背景：萧克正规军出身，高志远地方武装。挺进军成立时，中央寄予厚望，希望成第二个晋察冀。但内部问题阻碍发展。 事件后，中央干预确保稳定。宋时轮到延安学习，避免进一步分裂。邓华北上雁北，逐步巩固阵地。萧克继续领导，1940年部队扩大。冀热察区党委成立，马辉之为书记。随营学校、兵工厂建立，支持长期作战。这反映了组织建设的努力，尽管面临日军压力。 挺进军撤销后，萧克在晋察冀担任副司令。宋时轮后期参与其他战役。邓华在军区任职。程世才继续参谋工作。高志远案被视为遗憾，萧克晚年反思。滦县党史资料确认高志远抗日贡献。这段往事提醒人们，战争中决策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