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李斯少年时为郡小吏，见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而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乃仰天长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此即千古“老鼠哲学”之滥觞。斯人早已洞见：人生困顿，非尽在才具之高下，实系所栖之平台与境遇使然。所谓穷者，未必力有不逮，往往身陷“努力无以变现”之地——其地也，信息壅塞，机缘罕至，周遭皆“求饱暖、安朝夕”之思，如《庄子》所谓“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终难跃入江海。

试观李斯：同此一身，在郡县不过刀笔小吏，入咸阳却能辅弼始皇，成不世之功。岂其才骤长乎？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移人，一至于斯。

故破局之要，首在警醒，次在勇决。必当效先贤“徙木立信”之决绝，主动投身能放大自身价值之洪流与风口。诚如荀子所言“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平台定其下限，环境塑其上限——此李斯以厕仓之鼠昭告后人者，今犹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