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这位计划生育的倡导者，晚年坐在轮椅上，镜头中的他衣着质朴，目光深邃地凝视着前方。1956 年，由于腿疾的折磨，他的一条腿不幸瘫痪，但这丝毫未影响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后来，直肠癌的侵害致使他双腿失去行动能力，可他依然依靠轮椅，坚守在学术的前沿。 马寅初的原配妻子是家里包办的传统大家闺秀，俩人相敬如宾，大宅院里有着浓厚的“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观念。后来他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苦读，归国后，妻子主动给他张罗，接纳了一位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姑娘进门。他被传统的洪流裹挟着成了八个孩子的父亲，这段经历恰恰让他切肤体会到了人口暴涨对家庭资源、社会资源的极致挤压。 新中国成立后，他坐在案头，看着建国初期的人口普查数据，后背直冒冷汗。当时全国人口一年猛增百分之二十，大家都觉得“人多力量大”、“多生孩子好建设国家”。可马寅初是个算账的经济学家，他极其敏锐地指出：咱们的饭碗就那么多，耕地就那么多，底子一穷二白，人口要是毫无节制地炸开，以后连穿衣吃饭都会成大麻烦，更别提国家资本积累了。 他看穿了当时的狂热，毫不犹豫地把《新人口论》抛向了社会。 结果可想而知，铺天盖地的批判向他涌来。你越骂，他越写文章反驳，几万字几万字地往外砸。 马寅初在学术上敢跟天下人叫板的底气，源于他那异于常人的恐怖意志力。你要是了解了他晚年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就会明白这老头为何如此不可理喻。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养成了一个极为狂热的习惯——跑步。老马的跑步毫无科学性可言，主打一个“死磕”。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必须跑满六七千步。为了防止自己偷懒，他甚至想出了一个绝招：左右衣袋里装满蚕豆，跑一段距离就掏出一颗换到另一个口袋，直到旧口袋空了才肯罢休。 三伏天也好，数九寒冬也罢，甚至哪怕下着大雨，他照跑不误。 这种无视人体科学规律的“过度训练”，最终让他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常年的高强度冲击加上缺乏专业护膝和减震装备，他的膝盖早就不堪重负。84岁那年，他的右腿突然瘫痪，连站立都成了奢望。 谁曾想，马寅初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拄着双拐，拖着一条废腿，硬是在院子里继续“快走”，走不完六七千步绝对不回屋。等到另一条腿也出了问题、彻底走不了路时，他就扶着客厅的茶几转圈；茶几也扶不住了，他就让儿女架着他的胳膊继续“跑”。 直到双腿彻底失去知觉，被死死按在轮椅上，他依然不死心。 每天坐在轮椅上让家人推着走，自己的双手还要在半空中拼命比划着跑步的姿势。这是一种近乎残忍的自我折磨。 马寅初这辈子，从不畏惧强权。抗战时期在重庆大学当院长，他敢公开痛骂孔祥熙、宋子文发国难财，甚至直言蒋介石只配当个“家族英雄”。蒋介石气得半死，直接把他扔进了息烽集中营。 在这段凶险的日子里，是周恩来总理倾尽全力在保他。 两人结下的深厚情谊，跨越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后来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遭到错误批判，甚至有人想把他打成“右派”，又是周总理硬顶着压力发话：“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不能划！” 1972年，90岁高龄的马寅初被查出直肠癌。医院看着这位双腿瘫痪、年逾九旬的老人，纷纷摇头，谁也不敢动刀子。最后报告打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周总理果断批示，尊重病人和家属意愿，安排天津最顶尖的专家主刀。奇迹般地，这场九死一生的手术成功了，马寅初硬是从鬼门关闯了回来，又多活了十年。 老马常说，只要是为了国家好，他连命都可以不要。他仗着背后有总理这份知遇之恩，在学术研究上依然锋芒毕露，哪怕只能坐在轮椅上，他依然坚持阅读、思考，坚守在中国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前沿阵地。 1976年1月8日，那个护了他半辈子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消息传到马家，已经94岁高龄、下肢瘫痪、刚刚战胜癌症几年的马寅初如遭雷击。他盯着总理的遗像，老泪纵横，嘴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我要去向总理告别！” 当时的北京正值严冬，天气极其寒冷。儿女们看着老父亲虚弱的身体，心疼地劝阻，生怕这趟出门会要了老人家的命。老马一听，勃然大怒，奋力甩起胳膊打在儿子身上，嘶哑着嗓子吼道：“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也要去，就算我死了也要去！” 那一天，哀乐低回。白发苍苍的马寅初被儿女们用轮椅抬进了庄严肃穆的吊唁大厅。他看着鲜花簇拥中的总理，泪水决堤。他想站起来行礼，双腿却毫无知觉。这位硬气了一辈子的老者，死死抓住儿女的手，强硬地命令他们把自己从轮椅上架起来。 他用尽全身仅存的一点力气，借着儿女的搀扶，艰难地压低那颗高昂了一辈子的头颅。 一下。两下。三下。 这三个沉甸甸的鞠躬，耗尽了一位近百岁老人的全部力气，也磕尽了他对挚友、对知己最深沉的感恩。 历史的剧本总是充满了戏剧性。1982年，百岁老人马寅初安详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