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出生的彭云，是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的独子，3岁丧母后，他被父亲的原配妻子谭正伦抚养长大，很多人不知道，江姐其实是彭咏梧的第二任妻子。 江姐和彭咏梧的结合，惊心动魄的程度绝对远超电视剧《潜伏》。1943年，党组织交给了23岁的江竹筠一个极其特殊的任务：去给彭咏梧当“太太”。彭咏梧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实际上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重要委员。为了掩护身份，他急需一位女同志假扮妻子。这简直和《潜伏》里余则成和翠平的搭档如出一辙。 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一起面对白色恐怖下的刀光剑影。生死考验最能拉近人的距离，共同的信仰让他们慢慢生出了真感情。到了1945年上半年，鉴于地下工作的需要，经过中共南方局和重庆市委的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 结婚后，江竹筠依然保持着极高的求知欲，她在农艺系继续深造。现在纪念馆里还保留着一份1945年到1946年间农艺系的课程表。这份课表上赫然写着杨开渠、杨允奎、彭家元等教授的名字。 1946年4月，江姐在华西协合大学附属医院生下了儿子彭云。新生命的降临本来是天大的喜事，可江姐随后的一个决定，彻底震撼了周围所有人。在进行剖腹产手术的同一时间，她强烈要求医生直接给她做了绝育手术。 大家想想，那可是上世纪40年代，“多子多福”的老观念还根深蒂固，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妈妈，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图什么？答案很心酸：为了轻装上阵。地下工作极其危险，随时可能暴露牺牲，在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她只能将革命事业永远排在自我和家庭前面。这份至今仍保留着的绝育手术记录，白纸黑字地印证着一个母亲的决绝与伟大。 产后才40天，她就抱着还在襁褓里的彭云回校继续学习，甚至带着孩子参加文学笔会，小彭云当时还被大伙儿亲切地叫做“文学笔会的下一代”。那段日子，可能是江姐短暂一生中最温馨的时光了。 1947年下半年，彭咏梧被任命为下川东工委副书记，江姐作为联络员跟他一起前往组织武装起义。1948年1月，噩耗传来，彭咏梧在武装起义中不幸中弹牺牲。更残忍的是，敌人丧心病狂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奉节竹园坪的城楼上示众。 听到这个消息，江姐是什么反应？她极力抑制悲痛，白天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安排工作，到了夜深人静时，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我们看看她当时给谭竹安（彭咏梧首任妻子的弟弟，也是地下党同志）写的一封信，就能感受到她内心那种近乎崩溃的痛楚。这封写在万县地方法院用笺上的家书，字字泣血。她向亲人倾诉：“最近生活比较安定，但究竟像失掉了什么东西似的……’他该活着吧！’这唯一的希望也给我毁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无法领略得到的。”这就是真实的江姐，她是一个有着钢铁意志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失去了一生挚爱的可怜女人。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脆弱，越是这种看似柔弱的倾诉，越让人感受到她骨子里的那股惊人韧劲。擦干眼泪后，她拒绝了组织上把她调回重庆的照顾，毅然把家里东西送空，将儿子托付给亲友，自己重返下川东接替丈夫未竟的事业。那一刻，她已经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 194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江姐在万县被捕，随后被关进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江姐当时手里攥着一大批地下党员的名单，狱中的同志们都捏着一把汗，生怕这位女同志扛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江姐身材高大，但重庆红岩联线的讲解员证实过，现实中的江姐，身高还不到一米五。 就是这么一个娇小的身躯，面对老虎凳、竹筷子等灭绝人性的酷刑，硬是咬紧牙关，大义凛然，不吐露半个字。 在牢房里，她不仅是个硬汉，更是大家的精神支柱。1949年春节过后，她在狱中发出了“加强学习，迎接胜利”的号召。连书都没有怎么学？江姐全凭惊人的记忆力，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硬生生背出来，写在草纸上供大家传阅讨论。 后来有位叫曾紫霞的难友出狱后，翻看《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出版物，惊讶地发现江姐默写的章节标题和原文几乎一字不差！ 时间到了1949年8月，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渣滓洞里的气氛却越来越恐怖。得知丈夫早已遇难的江姐，心里最放不下的，只剩那个尚未长大的儿子彭云。8月26日，江姐拖着受刑后还没完全康复的右手，在狱友的掩护下，开始写那封著名的“托孤遗书”。笔是吃饭时偷偷藏起、在地上磨尖的竹筷子；墨水是用烂棉絮灰兑水调和而成的；纸是一张粗糙的如厕用毛边纸。 这封信同样写给谭竹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字里行间，满载着一个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和最终的期盼。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姐被残忍杀害，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