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科长找到刘奎，对他说：“部队要过江了，上级决定让你留下来打游击。”刘奎一愣：“就我一个人？”科长回答：“还有两个重伤员。” 1910年出生在江西吉安贫苦农家的刘奎，4岁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18岁提着脑袋参加了湘南游击队。从普通的红军战士一路打到新四军参谋，他经历了长沙战役、攻打吉安城，还有整整四次残酷的反围剿。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体早就成了一张记录战争的“活地图”：手臂被打穿、脚腕被炸飞过一块肉、下嘴唇被弹片生生豁开、后颈肌肉也被子弹洞穿过。 组织上能把最危险的留守任务交给他，恰恰看中的就是他在生死关头从未弯过半寸的脊梁。 留在皖南的第一步，根本谈不上什么伟大的战略部署，能活过今晚就算胜利。方圆几十里全都是敌人的据点，眼线密布。刘奎白天把两名伤员藏在深山的隐蔽处，靠挖野菜、剥树皮，甚至指望地下党同志冒死送来的一点点口粮吊命。 但他心里明镜似的，光靠东躲西藏，这抗日的火种迟早得憋死在山里。要想破局，必须要有队伍。 他放下了新四军参谋的身段，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赢取老百姓的心。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天天起早贪黑地帮村里的乡亲们干农活。到了晚上，他就坐在土炕上，给村里的年轻人讲革命的道理，讲新四军到底是为什么在打仗。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杆最公平的秤，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愿意拿命去跟谁。 很快，就有5个被日军暴行激怒的年轻汉子主动找到了刘奎，拿着家里的柴刀和锄头，坚决要跟着他干。 队伍勉强凑到了十几个人，加上党组织派来的支援力量，总算有了点人样。可问题又来了：手里没家伙。算上地下党送来的破枪，全队总共才勉强凑够“三支步枪”。 这仗怎么打？1941年7月，他盯上了防备相对松懈的旌德庙首乡伪警察据点。那一天，他自己弄了套伪警察的黑皮穿上，让队员化装成翻译官，一行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光明正大地走到了据点门口。趁着守卫打盹的功夫，他们内外夹击，短短十几分钟，一枪没放，直接端了整个公所。这一票干得极其漂亮，当场缴获了13支步枪、3把手枪和大量弹药。 这批武器成了黄山游击队起家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这场胜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让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游击队声势一壮大，当地的汉奸和日伪军就彻底坐不住了。他们深知，这支队伍的灵魂就是刘奎，只要除掉刘奎，队伍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 硬打打不过，敌人就开始玩阴的，内部收买。当地汉奸头子叶保长，用整整2000现大洋的天价悬赏刘奎的人头。在当时，这笔钱足以让一个普通人瞬间暴富。他们物色到了游击队里的一个骨干成员，王德。 王德这人，平时自由散漫惯了，纪律性极差，经常半夜偷跑出去喝酒，没少挨刘奎的严厉批评。被骂得多了，王德心里早就压着一股邪火。一边是平时总管束自己的队长，一边是白花花的2000现大洋，这笔“买卖”让王德彻底动了杀心。 可真到了要动手的时候，王德却无数次把手按在枪套上，又无力地松开。为什么？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奎虽然在纪律上对他毫不留情，但在生活上，却是拿他当亲兄弟一样嘘寒问暖、细致照顾。那一刻，王德内心的良知和贪欲在剧烈撕扯。 这天夜里开会，王德谎称头疼请假没去。刘奎一听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会议一结束，刘奎就直奔王德的住处。看着王德躲闪的眼神和支支吾吾的态度，刘奎心里猜出了八九分。但他没有拔枪相向，也没有大声呵斥，只是宽厚地拍了拍王德，叮嘱他好好休息。 也就是这个不经意的宽容举动，彻底击溃了王德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王德突然崩溃，扑通一声坦白了一切：“队长，我对不起你！” 听完这惊出一身冷汗的刺杀计划，刘奎做出了一个极其高级的管理决策。他不仅免除了对王德的死刑，反而安慰他悬崖勒马。 1943年，刘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凶险的一次死劫。 当时，游击队里的王昆山、张新元两人秘密叛变。毫不知情的刘奎还将这两人带在身边执行任务。深夜里，这两只恶狼突然在背后下死手，疯狂开枪。为了掩护刘奎撤退，三名忠诚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刘奎的左腿也被流弹狠狠击中。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弹尽粮绝的刘奎被逼到了万丈悬崖边。他拖着废腿，纵身一跃，跳下了深不见底的悬崖。 落地后，刘奎奇迹般地保住了一条命。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痛，用手指和随身带的破剃头刀，硬生生地把自己腿里的子弹头给挖了出来。在那暗无天日的二十多天里，他与山里的野猴子为伴，靠吃野果、喝山泉水维生，最终等到了地下党的营救。 大难不死之后，刘奎不仅在战场上继续猛打猛冲，还带领战士们开垦荒地，建立秘密农场解决吃饭问题。 等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当年那支仅有3个人、1支破枪的绝境小分队，已经在刘奎的带领下，如滚雪球般发展成了拥有800多名精锐战士的抗日劲旅——沿江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