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到台北后为何选择在郊外建石窑洞，只有蒋介石召见时才进城？ 1949年12月，台湾的冬天来得迟，台北郊外菁山的山坡上还带着几分湿冷的雾气。那一年，阎锡山已经六十六岁，头发花白，身子却还硬朗。他站在刚圈好的一片荒地上，眯眼打量着远处的七星山，嘴里嘀咕了一句：“这里总算安静些。” 从太原撤到南京，再从广州辗转台湾，这一路逃亡，阎锡山心里其实早有数。山西丢了，晋绥军散了，手中再无一兵一卒，到了台湾只能寄人篱下。蒋介石起初还给他行政院长的位子，多少算是给个面子。可好景不长，1950年3月，行政院长一职被撤，阎锡山彻底退出权力中枢。从那以后，他和蒋介石之间只剩表面客气，私下里谁也不愿多说一句。 不住市区，阎锡山先搬到丽水街，半年不到又嫌吵，索性去了菁山。那地方偏得很，原是日据末期没建完的农场，四周没几户人家，只有零星山民。交通不便，电线不通，自来水也没有。阎锡山倒不嫌弃，反而觉得清净。他让人接了电、拉了电话、修了水管，又盖了一间简陋草庐，先安顿下来。 台湾的夏天闷热，台风一来屋顶都晃。阎锡山从小在山西窑洞里长大，冬暖夏凉的滋味刻在骨子里。草庐住久了，他越发怀念那种厚实的感觉。有一次他问附近一个老山民：“台湾怎就没人挖窑洞？”山民笑答：“土太湿，挖了也塌；再说了，地震多，窑洞哪扛得住。”阎锡山听了没吭声，回去琢磨了好几天。 他认定窑洞能住，只要改改就行。通风不好？开窗。怕潮？垫高地基。怕震？用石头砌。主意一定，他立刻找人开工。没用黄土，全用当地采的石块垒墙，顶部也用石条加固。费了几个月工夫，一座不大的石窑洞建成了。窑洞离草庐不远，阎锡山两边随意住。住进窑洞那天，他站在洞口，摸着粗糙的石壁，难得露出一丝笑意。 这座窑洞后来被他起名叫“种能洞”。名字古怪，旁人猜不透用意，他自己也不多解释。窑洞建成后，阎锡山又向金铜矿务局租下一块地，办起“种能农场”。他亲手种苹果、梨树，偶尔也栽些蔬菜。农活虽累，却让他有了点事做。闲下来就伏案写东西，一写就是几小时。 日子一天天过去，阎锡山渐渐习惯了这种半隐居的生活。除了蒋介石召见，他几乎从不主动进城。带来的旧部寥寥无几，访客更少。每天清早七点起，写到中午，午休两小时，下午或看书或到园子里转转，晚上十点准时熄灯。规律得像钟表。 1955年春节，他亲笔写下一副春联，贴在窑洞门上：“造福世界，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后人立德，是仁者责任；澄清宇宙，为现世除冤，为往世鸣冤，为来世防冤，乃圣贤情怀。”字迹苍劲，口气却大得离奇。来看望他的熟人读了，只好笑而不语。 蒋介石偶尔也带宋美龄来菁山。看到阎锡山一身布衣，在窑洞外浇花，两人寒暄几句，蒋还夸他“心静能著述”，阎锡山只是拱手，客气应着。场面和气，却谁都清楚，这份和气底下隔着厚厚一层东西。 十年时间就这样过去。1960年5月，阎锡山突然腹泻，继而腿肿脸肿。送医途中病情急转直下，21日那天，车还没到台大医院，他就咽了气，终年七十八岁。临终前他留下遗嘱：丧事从简，灵前不摆鲜花，只供草木；不收挽幛，不许哭出声；墓碑要刻他日记第一百段和第一百二十八段；死后七天内，早晚各读一遍《补心灵》。 这两段日记和《补心灵》，都是他晚年沉迷的玄言，大多晦涩难懂。旁人看不懂，也没人敢多问。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领头，按遗嘱操办。墓地选在菁山后的七星山，碑文照刻，仪式也照旧。曾经叱咤三晋、坐拥晋绥的阎锡山，就这样在台湾的山坳里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