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出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后，慢慢变黑，珍贵文物也受到了伤害，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医学后转向文学和历史研究，创作诗歌并投身政治活动。1949年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主管科学领域，包括考古事务。他对明代陵墓抱有兴趣，认为发掘能揭示王朝秘密，1955年他领衔报告，推动长陵挖掘计划，尽管专家反对，他坚持要求国家批准，转而针对定陵实施。郭沫若多次强调挖掘的学术价值，却忽略了技术局限，导致后续问题频发。他的决定直接影响了整个工程走向。 吴晗1909年生于浙江，早年家贫却勤学，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明史，写出多部专著如《朱元璋传》。1949年后任北京市副市长，负责文化工作。他是明史专家，对陵墓发掘充满热情，1955年他发起报告，联合郭沫若等人签名，主张挖掘长陵以补充史料。他协调资源，主导从长陵转向定陵，推动工程继续，尽管面临反对声音，他仍坚持报告获批。他的角色在决策中关键，却未充分评估风险。 夏鼐1910年生于温州，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留学英国获埃及考古博士。回国后从事田野工作，如甘肃调查和崖墓发掘。1950年代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反对大型帝陵发掘，指出保存技术落后会造成损失。但报告获批后，他被迫主持工作，指导勘探和开挖，制定计划确保基本安全。他的反对意见虽未被采纳，却在事后证明正确，他的日记记录了工程波折。 郑振铎1898年生于福建，早年创办文学刊物，精通文物鉴定。1949年后任文物局局长，主管保护事务。他与夏鼐一同反对长陵发掘，强调技术不过关会毁珍宝。但工程启动后，他参与委员会，监督提取过程，试图减少损害。他的立场代表了专业谨慎，却未能阻止计划推进。 赵其昌1928年生于河北，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56年任发掘队长，负责实地操作，从长陵勘探到定陵开挖，他组织探沟，发现入口，推动进展。他的工作直接执行了上层决定，却目睹了文物变质过程。 1955年10月，吴晗起草报告，郭沫若领衔，联合多人签名，请求挖掘长陵以揭示明代历史。报告获批后成立委员会，夏鼐负责勘探。考古队携带工具进驻长陵现场，挖探沟数月未见墓道入口。郭沫若多次视察，吴晗建议调整目标，转向献陵勘探，但仍无果。 1956年春，队内转向定陵，因其墙体塌陷显示入口迹象。赵其昌带队确认隧道，夏鼐决定开挖第一条探沟。5月17日启动挖掘，挖到石条刻字。第二条探沟一月无进展，第三条在宝顶中心挖到小石碑，标明金刚墙距离。 1957年5月19日抵达金刚墙，赵其昌抽开城砖，黑雾喷出伴潮湿味。为安全栓鸡放入洞中，几天后鸡存活，他进入地宫。面对重石门，用拐钉钥匙打开。地宫内布满陶瓷金银器，三具棺槨摆放，周围红漆木箱满陪葬品。 空气进入后，丝织品变质迅速。万历棺槨开启，龙袍图案初亮却渐暗，纤维断裂。专家用化学溶液加固，初期有效，数月后布料发黑变脆碎裂。缺乏恒温库房，文物堆放简易房中漏风。金丝楠木棺槨运输受损，瓷器破裂。出土3000多件文物，包括金冠玉带，但多数丝织品破碎。 定陵出土丝织品数量巨大，种类多样，每件有腰封记录产地尺寸，本可研究明代纺织。但因保护不当，大部分氧化变质。专家使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液，本意加固，却加速损坏。文物运输用木箱混装，碰撞造成碎片，无法辨识来源。 发掘中，考古队未边挖边保护，文物随意堆放。绸缎初变黑时若及时处理尚有价值，但几天后彻底丧失。其他器物相互挤压，增加破损。技术落后加剧问题，当时无先进设备应对空气氧化。 1958年7月清理结束，文物移至定陵博物馆。专家分类金银器，记录编号。丝织品置木架，陶瓷包裹运出。1959年9月30日复制棺槨做好，原棺扔山沟。夏鼐闻讯搜索，已被村民捡走烧柴。 郭沫若吴晗1965年提议挖长陵，称能丰富史料，但被否决。专家讨论技术不足，需保护地下文物。1961年起不准随意发掘帝陵。1997年通知大型陵寝暂不主动发掘。考古队回填探沟，确保陵区稳定。 赵其昌继续其他遗址工作，记录报告。夏鼐主持研究所，推动法规制定。郑振铎建立博物馆体系。郭沫若1978年去世，吴晗1969年去世，夏鼐1985年去世，赵其昌2008年去世。定陵博物馆开放，展示复制品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