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钱三强走在大街上，突然被一衣衫褴褛的老人拉住，90度鞠躬：“给我点钱！”钱三强掏出钱递给老人时，突然大惊失色道：“你怎么变成这样？”   1972年的北京街头，钱三强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用这种方式见到老师，那天，一个老人衣服旧得发白，头发乱着，手里攥着讨来的零碎钱，钱三强认出来了，快步上前，想把钱塞过去，老人抬头，只看了一眼，神情立刻变了，   他几乎是下意识把人往外推，嘴里急急地重复：不认得，不认得，你快走，说完转身就躲，像躲一场祸事，也像躲一场重逢，   很多人未必熟悉他，可只要提起他带出来的学生，分量就出来了，钱三强、钱学森、王淦昌、赵九章、杨振宁、邓稼先，这些名字几乎撑起了新中国科学版图的重要坐标。   一个替国家培养出大批顶尖科学家的人，晚年却在街头讨生活，更扎心的是，他见到学生，不是诉苦，不是求助，而是立刻切断关系，这不是冷漠，这是保护，叶企孙这一生，起点其实很高。   1898年生于上海，少年时就显出过人的理科天赋，13岁进清华学堂，后来赴美深造，在哈佛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美国想留他，条件并不差，换作别人，留下来做学问、拿高薪、过稳定日子，也很正常，可他偏偏往回走，回国这件事，在他那里不是选择题，更像必答题。   他认定了一件事：这个国家想少受欺负，光靠口号不行，得有自己的科学体系，得有人，得有实验室，得有一代代能接得上火的人，回国后，他在清华教书、办系、带学生，很快成了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关键人物，但他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自己会做研究，而是看人特别准。   别人按文凭挑人，他先看脑子，再看志气，1931年前后，华罗庚学历并不亮眼，连完整大学履历都没有，叶企孙还是顶着压力，把他引进清华，后来中国数学界多了一位真正的大师，这笔账，怎么能不记在叶企孙身上。   他带学生也不是那种只会上课的老师，平常聊天，他会记下每个人的特点，再琢磨这人到底适合走哪条路，今天看，这简直像在给中国科学做长期布局，龚祖同原本走别的方向，后来转入应用光学，为抗战需求做出军用双筒望远镜，赵九章后来走向高空气象。   成为中国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钱学森能去到冯·卡门门下，背后也有叶企孙的推动，他对学生的影响，不只在专业选择上，更在价值判断上。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一些学生情绪激烈，叶企孙曾对王淦昌说过意思很重的话：国家为什么挨打，民族为什么落后，根子在科学不强，想改变处境，得把本事练出来，王淦昌后来成了“两弹一星”元勋。   这不是一句话立刻结出果子，而是老师把一种信念种进学生心里，几十年后才在戈壁和试验场上长出来，可命运偏偏在他晚年猛拐了一个弯，这个弯，和一个叫熊大缜的学生有关，抗战全面爆发后，熊大缜没有去国外，而是进了抗日队伍，前线最缺什么。   武器、炸药、地雷，什么都缺，他就想办法筹料、改配方、建小厂，用尽可能少的原料提高爆炸物效能，给部队顶了大用。   按理说，这样的人该被珍惜，可历史有时就这么不讲理，因为他会英语，又曾与来访者用英语交流，竟被怀疑有问题，1939年，在一次转移途中，他不仅没等来澄清，反而死于非命，死得极冤。   叶企孙不信，他太了解这个学生了，熊大缜会拼命，会犯险，但不会背叛，于是从那以后，他一直替学生喊冤，年复一年，不肯松口，很多悲剧，恰恰就从“不肯松口”开始，到了1967年，叶企孙自己也被扣上帽子，遭批斗、被关押。   住所和工作都没了，一个曾经在课堂和实验室里指点江山的人，突然被推到命运的背面，更让人难受的是，他明明有机会说点什么、牵出点什么，换自己轻一点，可他没有，因为那时他的一批学生。   正在国家最关键的科研岗位上，尤其是核武器相关工作，稍有牵连，后果谁都知道，所以你再回头看1972年街头那一推，就懂了，不是他不想认钱三强，恰恰因为认得太清楚，才更不能认，老师到最后还能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风暴和学生再隔开一点，哪怕自己已经被生活逼到墙角，这才是最沉重的地方，叶企孙不是没学生管，也不是没人记得他，恰恰相反，学生们一直在想办法接济、奔走、说情，只是那个年代，很多事情不是一句“老师，我来帮你”就能解决。   1972年6月，情况终于有了转机，北大恢复了他的教授待遇，也给他安排了住处，换成别人，吃过这么多苦，多少会先谈委屈、谈人情、谈命运吧，可叶企孙回去后，最惦记的还是科学问题。   学生去看他，他很少反复讲自己的遭遇，更多时候还是聊研究、聊学术、聊怎么把事情做成，人到了这个年纪，还能把心安放在实验和思考里，这已经不是职业习惯了，这是他一生的骨头。   他终身未婚，把时间几乎都交给了学生和科学，说得直白一点，他不是把教书当工作，而是把给国家找人才、护人才、送人才，当成一辈子的使命。信息来源：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