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格谈西科比不上伯克希尔，但与一般公司相比并不逊色
2010年3月 西科在洛杉矶召开了股东会，芒格谈西科比不上伯克希尔，但与一般公司相比并不逊色嫉妒和野心导致了金融领域的悲剧西科的股东会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时间很短，我们很快地把会议正式流程走完；第二部分，我讲一些你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第三部分是重头戏，我们拿出大量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很多人刚参加完伯克希尔的股东会，就马不停蹄地从奥马哈赶到帕萨迪纳，听我们说这么多话，你们不觉得腻吗？你们可真是铁粉。下面，我要讲几个在内布拉斯加没谈到的话题，说一说我的想法。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向我提问。首先，我简单讲讲西科。从2000万美元的市值起步，发展到今天2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西科仍然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小公司。就增长速度而言，与伯克希尔相比，西科无法望其项背，但是与一般的公司相比，西科并不逊色。过去，加州活跃着很多大型储贷公司，我们曾经和它们同台竞技，现在它们已经不见了踪影，但我们仍然活着。当年的储贷巨头一个都没剩下。华盛顿互惠银行破产了。世界储蓄公司被创始人卖出去了，此后不久，也破产了。储贷机构的死亡率非常高。加州的储贷机构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当年的储贷机构主要靠利差生存，它们吸收利率较低的存款，发放利率较高的贷款，主要经营住房贷款业务。为什么储贷机构全军覆没了？原因很简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只能依靠微小的利差生存，却非要追求高速发展，必然招致巨大的风险。如果当年的储贷机构把目标定得低一些，追求少犯错，很多储贷机构应该还活着呢。然而，它们偏偏只盯着资产和利润规模，一味追求每年10%到12%的增长率，结果自取灭亡了。在当年的储贷行业中，一部分行业参与者疯狂地做大规模，甚至不惜放松贷款标准。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裁员、缩减业务规模；另一个是跟着做大规模，跟着放松贷款标准。谁不是雄心勃勃？谁愿意主动收缩？于是，整个储贷行业的贷款标准降了下来，储贷机构之间陷入了恶性竞争，储贷行业转眼间就灰飞烟灭了。在古希腊人眼里，储贷行业的覆灭绝对是一出悲剧。古希腊悲剧有个显著的特点——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厄运降临，根本无法逃避。储贷行业的悲剧就是如此。类似的悲剧也曾在华尔街上演。在经济危机最黑暗的时刻，华尔街的各大机构摇摇欲坠。如果不是政府出手纾困，它们早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人总是禁不住诱惑，总是想多赚钱，总是想把企业做大。劣币驱逐良币，一小撮害群之马掀起恶性竞争，全行业的资产质量迅速恶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危如累卵。我刚才描述的现象很容易理解，人们都知道这样的现象可能引发灾难。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不想办法遏制嫉妒和野心，避免资产质量恶化呢？因为有一小撮不守规矩的人掌握了金钱和权力，他们笼络了很多政客，让政客为他们说话。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一小撮不守规矩的人甚至左右了会计规则，审计师也无可奈何，只能按会计规则操作。弊端越积越多、越来越重，最终我们尝到了经济危机的苦果。这场危机非常严重，险些把整个美国拖入深渊。“一战”后，获胜的协约国强迫德国签订了苛刻的合约，让德国承担巨额赔款。正是由于德国不堪重负，经济陷入崩溃局面，阿道夫·希特勒才有了可乘之机。“二战”后，战胜国吸取了教训，日本和德国虽然罪大恶极，但我们仍然向它们伸出了援手，帮助它们恢复经济。“二战”后，帮助战败国恢复经济的做法，是人类历史上最英明的决策之一。因为这项决策，我们才拥有了几十年的和平。在金融领域，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二战”后的战胜国一样，学会吸取教训呢？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精英是吃干饭的，学术界的精英基本也是吃干饭的。高等学府里的金融学教授讲解的风险控制方法是一派胡言。法学院照抄商学院的那一套，未来的律师也学了一堆糟粕。学生们掌握那些愚蠢的方法，可以在考试中得到高分，但是他们学到的东西是象牙塔里脱离实际的理论。谁说实际生活中的金融总是完美地符合正态分布曲线？现实早已证明，学术界的理论完全错误，但学术精英们依旧我行我素。金融学教授都是高智商的人，他们教的东西明明不切实际，但他们却一直在误人子弟。如何能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又来了。同样是高智商的人，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有的人总是做出错误的决定？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成为做出正确决定的人。我花了很长时间琢磨，为什么很多高智商的人会经常犯傻。很多时候，他们受到了别人的干扰，看到别人信什么，自己也跟着信。有时候，他们只想着一己私利，被利益迷了心窍。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说得好：“一个人需要装糊涂才能拿到薪水，怎么可能指望他明白过来呢？”在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制度非常不合理，经常把人们丑陋的一面激发出来。如何才能不做发疯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而站在保持清醒的少数人的一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高尔夫球这项运动中，我们需要通过练习才能掌握正确的挥杆方法。同样的道理，在人生中，我们也需要通过练习才能掌握正确的决策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对大多数人的想法持怀疑态度。我们务必牢记吉卜林(Kipling)的嘱咐——在身边的人都失去理智时，你要保持清醒。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公司高管来说，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举个例子，学术界声称分散投资是成功的秘诀。分散投资不至于陷入严重亏损，但绝对不是成功的秘诀。只会教人如何避免严重亏损，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的老师，水平让人不敢恭维。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多元化投资”，不如称其为“多元恶化投资”。伯克希尔的风格是集中投资我们最了解的公司，而且我们愿意承受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的波动。学术界还有一个流毒甚广的概念——用贝塔系数衡量波动性。本·格雷厄姆说过：“大家都不看好的机会，投资者的亏损不至于特别严重。越是大家都看好的机会，投资者的亏损越惨烈。”因为越是好机会、好主意，越有可能出现物极必反的情况。哪些股票的涨跌幅更大、波动性更强，谁都能算出来。把所有的资产加上杠杆买股票，与买入波动性弱的股票相比，买入波动性强的股票更容易爆仓。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没什么大用。你知道了波动性，照样解决不了投资的核心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原因是什么。真正的投资之道不好教，但分散投资和贝塔系数背后有一系列的公式，教起来很容易。在伯克希尔，我们发现有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智商和人品都无可挑剔，但完全不是可用之才。很多读过商学院的人甚至对我们说：“我在商学院学到的东西基本没什么用，但是你们的思维方式对我很有启发。”这些人走上正道了。他们中有一位来到了现场，他的名字叫李录。李录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在听了沃伦·巴菲特在哥大进行的一次演讲后，才觉得茅塞顿开。我们的方法很朴素，我们总是在思考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方法非常难，在大量信息中理清头绪非常难，把事情看透彻需要付出大量时间，所以商学院不教这些东西。我们的东西虽然难，但非常好用。商学院为了教书而教书，完全不考虑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它们的这种做法无益于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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