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那天夜里，成都的气温很低，1949年，城里气氛紧张，街面上已经没什么人走动，将军衙门看守所里灯光昏暗，空气里带着一股潮湿和血腥混在一起的味道。 半夜时分，铁门被猛地踹开，一阵冷风灌进来，有人拿着名单，站在门口点名，声音很急也很硬，“朱君友，出来。” 被叫到名字的那一刻，朱君友反倒平静了，他在里面这些天，已经听到不少风声，知道毛人凤到了成都，还批了一份处决名单，他心里早有准备，觉得自己大概率在里面。 他从地上站起来，腿有点发麻，但没有犹豫，跟着走了出去。 走出牢房时，他以为接下来就是被押去刑场，但院子里站着的两个人，让他一下子愣住了——一个是他媳妇的哥哥杨夷甫，另一个是特务头子徐中齐的弟弟徐季达。 两人都穿着军装，站在暗处，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对他摇了摇头，这个细微的动作，其实是在提醒他不要出声、不要露出异样。 朱君友没有开口，顺着他们的安排往外走，那一刻，他还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危险，但直觉告诉他，事情和他原本以为的不一样。 他出身并不普通，朱家在成都算是有名的富户，做煤矿、生意、钱庄，家底很厚，城里不少产业都跟他们家有关系，朱君友是家里排行靠后的儿子，从小衣食无忧。 可他后来走的路，跟家里人预想的完全不同，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参加了成都当地的抗敌宣传组织。 再后来在四川大学读书，活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他没有跟家里明说，但开始把钱一点点拿出来支持地下工作，有的是金条，有的是首饰，还有变卖来的现金。 这些钱数额不小，很快被家里发现，父亲查账时发现缺口越来越大，气得不行，最后甚至登报声明断绝关系。 从那以后，父子之间几乎没有来往，1949年11月，局势已经很紧张，朱君友那天晚上带着一些书刊走到玉带桥附近，碰上检查，被当场搜出来，直接带走，进了看守所之后，审讯很快就开始了。 他被吊起来拷问，用水刑反复折磨，整个人被摁进水里再拉出来，反复几次，身体很快就撑不住，但不管怎么问，他都没有交代组织情况，审讯的人最后只在记录上写了“态度顽固”。 这几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很清楚，外面的父亲听说他被抓，又听说可能被列入处决名单，顾不上之前的恩怨，到处求人。 通过杨家的关系，再加上和徐中齐之间的旧交情，最后拿出十根金条，才把他从名单里换下来。 这些事情，朱君友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他只是被带出看守所，悄悄送到郊外躲了几天，没过多久，成都解放。 他回到城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一起被关押的人怎么样了。 结果很快传来，就在他被带走后的第二天夜里，剩下的人被押上卡车，拉到西门外的十二桥一带，在河滩附近被集体杀害。 他后来去了现场，冬天的河滩很冷，地面上还留着痕迹，有的地方已经被草草掩埋，有的还能看出凌乱的痕迹，他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些人里，有他在牢里见过的面孔，因为不能说话，他们只能在放风时对视一眼，算是打过招呼，有的人受过重刑，有的人年纪很轻，还有人行动已经不太方便。 这些细节，他后来一直记得很清楚，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在那一天，去十二桥附近的烈士墓，买上白菊花，一朵一朵放下去，站很久，有时候一站就是一整天，这个习惯，他一直没有断过。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坚持，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说，自己能活下来是运气，其他人没等到这一天。 其实他做的事情，从来不张扬，解放前那几年，他主要做的是情报整理和经费支持。 每天晚上等家里人睡下，他才把收音机声音调到很小，贴着听外面的广播，把内容一点点记下来，写完之后再整理，等天快亮的时候交给接头的人。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年，没有人围观，也没有掌声，但这些工作一直在持续。 朱君友后来的一生，也没有离开成都太远，他不像一些被讲述的英雄那样有很多传奇经历，他做的事情，大多是普通人能理解的：记住人、守住事，把该做的事情一点点做完。 对他来说，活下来并不只是个人的幸运，更像是一种责任，他把那段经历一直带在身上，没有刻意宣扬，也没有选择忘记。 时间过去很久之后，很多细节会变得模糊，但有些名字、有些画面，会一直留着，他做的，就是尽量不让这些东西被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