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官大臣的谥号依次为文正、文忠、文成、文恭、文襄等。李鸿章自认为最多能获文襄之谥，张之洞则觉得自己起码可得到文忠的谥号。然而最终结果却是，李鸿章得了文忠，张之洞得了文襄。 清朝给文官加谥号有一套严格的排序，文正最高，几乎是皇帝特别恩赐才给的，接下来就是文忠、文成、文恭、文襄这些。文忠一般给那种特别忠诚、帮朝廷扛大事的，文襄则更多是给有军功或者帮着维持大局的文臣，位置排得靠后一点。 晚清这批洋务派大佬里，李鸿章和张之洞都觉得自己对朝廷贡献不小，也都私下琢磨过身后能得个什么谥号，结果朝廷最后定的跟他们自己想的完全反过来，这事在当时官场和后来的史书里都算个挺有意思的反差。李鸿章一辈子干的事，说白了就是晚清最棘手的几桩：先是帮着平太平天国和捻军，带淮军打仗立下实功，后来长期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里攥着外交、海防、铁路、电报这些要紧差事。 中法战争打完他去签条约，中日甲午战争输了更惨，他亲自跑到日本马关跟伊藤博文谈，签了割台湾澎湖、赔两亿两白银的条约。庚子年义和团闹起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又被拉出来当全权大臣，跟列强磨了快一年，签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拆大沽炮台，还让外国军队驻扎京榆铁路沿线。 这些事搁谁身上都得挨骂，清流派和一部分士大夫骂他卖国，他自己也知道这辈子签的和约太多，朝廷内外舆论对他评价两极分化。光绪二十七年他病死在北京贤良寺，朝廷追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入祀贤良祠，给了文忠谥号。 这个谥号在当时算是给得比较高了，跟他自己估计的文襄差了一截。在湖广总督任上时间最长，建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还搞纺织、缫丝这些局，又办自强学堂、方言学堂、农务学堂，算是晚清新式教育和近代工业的推动者。 甲午战时他在两江，庚子年跟刘坤一搞东南互保，保住了东南十几省没被战火烧到。宣统元年他病逝在北京，朝廷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给了文襄谥号。 这个谥号比李鸿章低一级，跟他自己觉得至少能拿文忠的想法也反着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 说到底还是朝廷评谥号的时候看重的东西不一样。李鸿章虽然签了很多屈辱条约，但他在平定内乱、创办北洋海军、推动洋务这些事上确实帮朝廷稳住了局面，尤其北洋水师一度是亚洲最强海军，朝廷觉得他忠诚还是有的，功劳也实打实，所以给了文忠。 从实际影响看，李鸿章的洋务事业直接牵扯到国防和外交，北洋舰队、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总局这些都是近代军事工业的起点，虽然最后打输了，但基础是他搭的。张之洞的贡献更多在实业和教育，汉阳铁厂后来变成汉冶萍公司，自强学堂演变成武汉大学的前身，枪炮厂影响也延续下来。 两人身后评价一直有争议，有人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有人觉得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能臣；张之洞则多被说成是务实派，教育实业做得比别人扎实。谥号这件事正好反映出晚清朝廷对“忠”和“襄”的理解：签条约的给忠，办实业的给襄，标准挺现实，也挺讽刺。 再往后看，清朝灭亡以后，这两个人的历史地位慢慢固定下来。李鸿章常被放在“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位置上讲，张之洞则更多跟“晚清自强运动”和近代工业教育挂钩。 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枪炮厂这些遗产，在两岸的工业史上都有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