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参军来到石家庄高级步兵军校，经过严格训练，三年后终于被授予少尉军衔！ 1961年夏天的石家庄，热浪滚滚中夹杂着操场上的尘土味，那一年我十八岁，从河北定州老家背着简单的行囊，踏进了京字320部队的大门。 这支部队对外叫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实则肩负着为全军培养基层军官的重任。刚到新兵连那会儿，班长第一句话就撂下狠话：“想当官，先学会当兵。”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父母送我参军时叮嘱过，出去闯荡要争气，不能给家里丢脸。于是每天五点起床，队列、刺杀、投弹，一项不落咬牙练。 新兵连三个月，汗水把军装浸透又晒干。别人喊累喊苦，我偏偏记着父亲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绩单贴出来那天，我排在全连前三，教官当场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有股子狠劲。”这句评价成了后来一切的起点。 下到勤务连后，日子更实在。站岗、喂猪、修路、擦枪，样样亲力亲为。连里组织比武，我投弹甩出42米，射击三练习打出优秀，刺杀动作也利落。领导看在眼里，很快把我抽到集训队，准备迎接北京军区那场轰轰烈烈的大比武。 比武场上风沙迷眼，考核项目一个接一个。结束那天，教员握着我的手，难得露出一丝笑：“干得漂亮。”谁也没想到，这次比武竟成了命运的分水岭。 1963年冬，学校突然宣布扩招“军事教员队”。名单下来，我和另外七个本校战士赫然在列。那一刻，心跳得像擂鼓。脱下士兵服，穿上学员装，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军校生涯。 六队八十六名学员，平均二十出头，个个憋着一股劲。毛主席给抗大题的那三句话和八个字，天天挂在教室正墙上，谁也不敢懈怠。政治课从中共党史讲到毛选，军事课则直奔十大军事原则和三大条令。白天八节课，晚上还要自习，熄灯号一响才算结束。 最磨人的还是五大技术。射击从半自动步枪练到手枪，投弹及格线35米，优秀得45米以上。刺杀先是对草靶，后来戴护具真刀真枪对练，稍不留神就被木枪戳得生疼。爆破课更考验细心，雷管、导火索、炸药包，一步错就前功尽弃。 单杠屈伸上这个动作，让不少人吃了苦头。双脚蹬地，身体摆浪，借惯性翻腕上杠，看似简单，做起来却要几个月才能过关。我练到手掌磨出血泡，晚上疼得睡不着，还是咬牙坚持。终于有一天，杠上站稳那一瞬，全身像被抽空又瞬间充满力量。 每周还有半天劳动，种菜、锄草、挑粪，学员和战士没两样。星期天最金贵，全校只放三分之一人员外出。街上电影院门口永远排长队，我们几个老乡凑钱买票，看完《林海雪原》出来，天已经擦黑。 有意思的是，战友之间的情谊在那几年里变得格外厚重。冬夜潜伏训练，雪水渗进棉衣，肚子饿得直叫。趴在我左边的老张用胳膊肘轻轻一碰，黑暗里塞过来半块冻得硬邦邦的馒头。我咬了一小口，又传给了右边的小李。那块馒头在队列里无声传递，直到训练结束也没人知道最后到了谁手里。 1964年11月，课程提前全部结束。12月初，毕业考核、鉴定、政审一路绿灯。授衔仪式定在大礼堂举行。那天上午，我们换上崭新的四个兜军装，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首长们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八十六名新少尉坐得笔直。 拉歌声此起彼伏，《游击队歌》《社会主义好》轮番上阵，掌声几乎要把房顶掀翻。轮到我们六队上台领证时，教导员喊了一声“立正”，全场瞬间安静。证书递到手里，烫得像块烙铁。 少尉军衔，四个兜，确实是最低一级。可对一个矿工的儿子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跨越。从入伍到授衔，整整三年零五个月，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最该贪玩的年纪，却在操场和课堂里熬成了铁。 仪式结束后，大家抱在一起，又笑又喊。四川来的几个战友分到工程兵，几个笔杆子去了军区机关，我则被留校。行李一收拾，各奔东西。从此天南海北，再聚首已是十几年后的事。 那三年，究竟改变了什么？它把一个乡下青年锻造成了有纪律、有技术、有信念的军官。往后几十年，无论当参谋、干助理员，还是转业后做检察员、法院副院长，那些在石家庄军校练就的习惯和脾气，都像影子一样跟着走。 军旅这一程，走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