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身为有夫之妇的袁竹林被日本兵强奸，怀孕之后，日本兵让她躺下，随后在她肚子上放了条板凳，紧接着，一个100多斤的壮汉二话不说、猛地一屁股坐了上去。 袁竹林是1922年生在武汉的，家里穷得叮当响，爹妈养不起，五岁那年就把她送出去当童养媳了。你想啊，五岁的娃，啥都不懂，就被人领走了，在婆家吃不饱穿不暖，天天干力气活，可她能咋办？穷人家的闺女，命就不值钱。好在后来嫁的丈夫汪国栋对她还不错，是个开货车的司机，日子虽说紧巴，可俩人好歹有个照应。 1938年，武汉快沦陷了，丈夫跟着国民政府往四川撤，她婆婆死活不让她走，说家里得留个人伺候。袁竹林没办法，只能留下，跟婆婆大眼瞪小眼过日子。那时候的武汉，日本兵满街跑，见啥抢啥，看见女人就往屋里拖。袁竹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可家里米缸早空了，婆婆又整天甩脸子，她实在熬不下去，改嫁了一个叫刘旺海的伙夫，生了个女儿取名蓉仙。 1940年春天，有个叫张秀英的女人在码头上转悠，穿得光鲜亮丽，见人就问要不要去鄂城打工，说是旅店招服务员，月薪二十大洋。袁竹林穷疯了，寻思着赚点钱养活闺女和娘，就跟着上了船。船上有七八个姑娘，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最小的才十五，个个以为是去挣钱养家。 船一靠岸，等着她们的是一排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张秀英的脸一下子就变了，冲着日本人喊了几句日语，转头就对姑娘们说：“来了就别想走了。”袁竹林想跑，被一个高个子日本兵一脚踹倒在地，连滚带爬拖进了一座破庙里。 那庙被改成了慰安所，一间屋子七八平米，一张床一个痰盂。老板给她取了个日本名字叫“吗沙姑”，门口挂了块木牌，从那天起，她就不是人了。头一天，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她记不清自己到底接了多少个，只知道一天下来，连坐都坐不稳。来了月事也不让歇，那些日本兵根本不戴套，说她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得病。 没过多久，她就怀孕了。 日本人哪能让慰安妇生孩子？她后来回忆，那天几个日本兵把她拖到屋外，按在地上，一条长板凳横在她肚子上，叫来一个二百来斤的壮汉，一屁股坐了上去。骨头咔嚓响，她当场就晕过去了，醒来时地上全是血，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从那以后，她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她想过跑。有一回跟一个叫“留美子”的姐妹翻墙逃出去，没跑多远就被抓回来。日本兵拽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额头青紫一片，落下了一辈子的头痛病。后来她被一个叫藤村的日本军官看中，当了私人玩物，再后来又转给一个叫西山的军官。这西山跟别的日本兵不一样，对她还算客气，教她日语，教她唱日本歌，还说过等服完兵役就救她出去。 1945年日本投降，西山问她：“跟我回日本，还是投奔新四军？”袁竹林说：“我哪也不去，我回家。”她一路走回武汉，找到母亲，才知道自己一岁多的女儿蓉仙已经饿死了。她嚎了一天一夜，邻居劝都劝不住。 1946年，她抱养了一个女婴，取名叫程菲。她想当个正常母亲，可命运还是不放过她。1958年，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有人揭发她当过慰安妇，街道直接把她定性为“日本军妓”，户口本、购粮证全给没收了，房子也没了，逼着她去黑龙江北大荒劳改。 零下四十度的天，她带着女儿住马棚，一边喂马一边把女儿搂怀里。她熬了十七年，1975年才回到武汉。 1998年，香港作家李碧华来采访她。七十多岁的袁竹林把水杯洗了一遍又一遍，水果洗了又洗，反复说：“杯子洗干净了，水果也是干净的。”李碧华听完她的故事，鼻子一酸，回去写了本书叫《烟花三月》。那年她还去了东京，参加“妇女国际战犯法庭”，控诉日本人的暴行。 2000年，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提出给每位慰安妇二万美元“抚恤金”，问她要不要。袁竹林说：“我要的是正义，不是小恩小惠。”她一分钱没拿。 2006年3月，袁竹林在武汉病逝，84岁。她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日本政府一句道歉。 她后来跟人说过一句话，说得轻飘飘的，可听着扎心——她说那天日本兵坐在她肚子上，孩子没了，她心里反倒松了口气，因为那个种是日本人的，她不想生。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得是多大的恨？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