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军被俘虏后，当解放军高干，还是军事主官（下） 上级任命刘振世当九军二十五师师长，同时任命曾文思为九军副参谋长。曾文思和九军三个步兵师的将校军官也十分熟悉，做沟通工作很得力。 二十二兵团五个师长对党和政府都十分忠诚，，在起义时改编前都表现良好，但军事生涯不同，领导能力和威望也不同。如果部队像起义前那样当兵吃粮，平时操练，和平解放也不用打仗了，师长团长们也好领导，士兵们也能安身立命。可是新疆的部队五零年要开荒种粮食，部队就不那么好管理了。 解放初，新疆粮食不能自给，从兰州把粮食运到迪化（乌鲁木齐），运费是粮食价格的七倍。从迪化再翻天山、穿越戈壁沙漠运到南疆各地，运费比从兰州到迪化还高。二十万大军吃粮食如果从内地运，费用巨大还不能保障运粮畅通无阻。天山冬天过不成，其他路段刮狂风风下雪发洪水也影响交通。当时不能在新疆买粮食抬高粮食价格影响老百姓生活，只能花宝贵的外汇从苏联进口粮食。苏联粮食也不能自给，只能暂时战略应该急。解放军进新疆前就定好了部队日后自己种粮食种蔬菜吃。所以除了王震的二军入疆，还特意把二兵团六军划归一兵团一块进新疆。六军的十六师和十七师在延安时，也是生产能手，他们在金盆湾开荒种地，领导都懂生产，会管理种地。 部队种地，起义部队的五个师，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表现良好，另外三个师不尽如人意，不久师长调离，由老解放军干部过来担任师长领导生产。五四年，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三个步兵师依次改编为农七师农八师农九师，骑兵七师改编为农十师，骑兵八师改编为工一师。不久，农九师和农十师因为各种原因，仅保留番号，撤销建制，所属团场分别被农七师和农八师收编。农七师和农八师一直军旗不倒，在七五年兵团撤销前发展的最好，当然是这两个师内部稳定工作扎实，这与两位师长刘振世罗汝正的忠心耿耿，工作上有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分不开的。他俩从四九年当师长，在各自师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军也绝无仅有。当时生产建设兵团师级领导都是现役军官。授衔时，生产建设兵团就有上将。六十年代初又从野战军调了十几位少将来新疆兵团任职。所以刘振世和罗汝正无疑是是解放军当师长时间最长的军人。 二十五师刚成立时，老解放军派了一批政工干部来任职。起义部队的一些旧军官仗着自己有文化见识多，故意和政工干部辩论共产主义和唯物论，旁征博引云里雾里，弄得小学文化的基层政工干部张口结舌。刘振世知道后召集旧军官开会一顿臭骂：军人的本事是打仗，你们打仗比人家强才能抖威风。要真的和解放军打仗你们行吗？我的二十九军比你们这些人精锐多了。在陕北二十多万国军打不过两万多解放军。二十九军比全部陕北解放军人数都多，结果打的就剩我和刘戡军长逃命，军长死了，我受伤被俘虏。打败二十九军，俘虏我的就是进新疆的这些人。你们不起义真的和他们打，不死也是俘虏，军官当了俘虏，敢像现在这样操蛋闹事吗？你们再捣乱，不老实，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不认你们为同志和战友。 刘振世有力的弹压住了刺头起义军官的嚣张气焰。使得部队的改造和生产工作比较顺利。 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及改编后的农七师和农八师，是兵团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两个师。师部比其他师部早三十年设市。农七师到文革前，从当初的三个团场，发展到三十多个团场，不但拨出十几个农场重建农九师，还把十余个农场转给农五师和农八师，更抽调一个团的人员和生产资料给农三师。农七师能蓬勃发展，与刘振世的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分不开的。解放初，陶峙岳赵锡光陶晋初刘振世罗汝正就积极申请入党，王震和他们谈话说，你们完全够党员标准，中央和毛主席认为你们目前留在党外比入党更有利于团结领导起义部队。兵团只吸收陶晋入党。他二十年代就和地下党关系密切，参加过闹学潮，是众所周知的红色分子。陶晋初一入党就成为兵团党委常委。 刘振世还是北疆大面积种植长绒棉成功的劳模。新疆部队生产粮食够吃后，王震就寻思种经济作物积累资金。当时种植长绒棉效益可观，可是北疆很难种植长绒棉。王震请来苏联专家迪托夫，在二十五师实验种长绒棉。王震和陶峙岳刘振世三人共同立下军令状：王震负责提供技术专家和资料，陶峙岳负责后勤行政支持，刘振世负责大田试种长绒棉作业。三人发誓：试验不成功，辞官为民。刘振世亲自带领官兵在专家的手把手指导下，终于在北疆试种长绒棉成功。刘振世十七年如一日，对屯垦戍边的贡献丝毫不逊于他当年策动四万胡宗南残部起义保全油井。 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刘振世俘虏的身份让他被迫停职交代历史问题，后来含冤去世。兵团是文革中武斗整人的重灾区，受到周总理点名批评。罗汝正作为起义将领也不能幸免迫害，也含冤去世。不要说他俩，就是根红苗正解放军出身的兵团师长，同样停职被扇耳光拔胡子。连王恩茂都被戴高帽子批斗游街。后来，中央军委派来的兵团司令员张竭诚，在兵团三干会议上气愤的说，我们是军人，不准打人，就是阶级敌人也不能殴打。要按规定审查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