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0日晚8点，北京一间病房里，88岁的邓颖超已经认不清身边任何人了。秘书赵炜趴在她耳边轻声报告来人的名字，她竟用尽全身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李鹏……“ 邓颖超早年家里条件一般，她跟着母亲辗转到天津读书。那时候中国正闹革命，她很快就加入进去，组织女学生宣传爱国思想。1925年在广州，她和周恩来结婚了。婚后生活忙碌，革命工作到处跑，她怀过几次孩子，可因为条件差和身体劳累，孩子都没保住。 特别是1927年那次，逃亡路上身体伤得厉害，从此就彻底没了生育能力。两人一辈子没亲生子女，但这没让他们停下脚步，他们把心思全放在照顾革命烈士的后代上，帮着这些孩子一步步长大成人。 邓颖超同志后来主要做妇女工作，她推动成立全国妇联，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和学习，帮着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解放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这些职务，一直保持低调作风。生活上特别朴素，衣服穿旧了补补继续用，家里没啥多余东西。 1988年她身体开始不行，得了些老年病，包括轻微帕金森症，但她还是尽量坚持关心国家大事。住院期间她跟身边人交代身后事，强调要简单处理，不搞特殊。 李鹏同志的父亲李硕勋是早期革命干部，1931年在海南牺牲，那时候李鹏才三岁。母亲赵君陶带着他东躲西藏，后来回到四川成都。1939年邓颖超同志在成都见到李鹏，就安排把他接到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帮着解决吃住和上学的事。 邓颖超同志当时亲自过问他的学习，还支持他后来去延安接受锻炼。李鹏同志长大后去苏联学习技术，回国在电力系统干活，从基层一步步干起，参与过好几个大型水电项目建设。 这些年他一直靠自己本事工作，没靠别的关系。邓颖超同志对他就像对待其他烈士子女一样，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照顾。 1991年邓颖超同志因为肺炎发高烧再次住院，情况越来越差。1992年夏天她身体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她还清醒时跟秘书赵炜同志说过话，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第二天，李鹏同志和夫人朱琳去医院探望。当时邓颖超同志已经认不清人，秘书赵炜同志报告来人名字后，她用尽最后力气说出“李鹏”两个字。这成了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清晨她血压脉搏下降，在平静中去世，享年88岁。 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早就商量好身后安排，不保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1976年周恩来同志去世后骨灰撒在祖国江河大地，邓颖超同志也按这个规矩办。她用的那个旧骨灰盒是周恩来同志的，完成任务后也一起处理掉。 她的遗物很少，一身旧衣服，几件日常用品，银行存款几乎为零。住房按规定交回公家，一切都照她生前定下的规矩来。秘书赵炜同志后来在回忆录里详细记下这些事，强调邓颖超同志一生就是这样简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