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皇太极去世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一起辅政，拥立福临登基，也就是顺治帝。那时候顺治才六岁，一切大事都得多尔衮拿主意。 盛京皇宫里那股药味还没散干净，皇太极的棺材停在崇政殿，八旗的旗主贝勒们已经吵翻了天。两黄旗的将领们手按刀柄，站在大殿门口嚷嚷：“必须立先帝之子！”，他们支持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另一边，多尔衮身后站着两白旗的精锐，他哥哥阿济格、弟弟多铎眼睛瞪得血红，那意思再明白不过——论战功、论威望，这皇位就该是多尔衮的。 济尔哈朗坐在角落不吭声。他是镶蓝旗主，舒尔哈齐的儿子，按理说也有资格争一争，可他清楚自己的分量。 努尔哈赤的子孙里，他这一支早就靠边站了。他看看多尔衮，又看看豪格，心里拨起了算盘。真要让豪格上了台，两黄旗更得压所有人一头；让多尔衮上呢，两白旗势必独大。无论哪种结果，他济尔哈朗都捞不着好。 吵到第八天，多尔衮在夜里敲开了济尔哈朗的门。两人对坐喝了半宿酒，谁也没提皇位的事。天快亮时，多尔衮搁下酒杯，说了句：“豪格性子烈，他当了皇帝，咱们这些叔伯辈的，往后日子难熬。” 济尔哈朗心里一紧，知道正题来了。多尔衮接着说：“我思来想去，福临那孩子不错，庄妃教得好，懂事。” 济尔哈朗全明白了。福临是皇太极第九子，才六岁，母亲是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立他，两黄旗那帮人没话说——毕竟是先帝亲儿子；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叔王身份辅政，实权还在手里。 豪格那边，给他个亲王当当，面子上也过得去。这叫“三全其美”，其实是一箭三雕——既堵了豪格的路，又全了多尔衮揽权的愿，还把济尔哈朗拉上了船。 登基大典那天，六岁的福临坐在龙椅上，脚还够不着地。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一左一右站在御座旁边，一个昂首挺胸，一个微微躬身。 诏书念完，多尔衮往前迈了半步，声音洪亮：“自今日起，我与郑亲王共理朝政，有事机处分、刑罚等务，皆由我二人定夺。”他特意把“我”字说在了济尔哈朗前面。 头两年还好，面上过得去。遇到大事，两人商量着来。可慢慢地味道就变了。入关打李自成，多尔衮亲自挂帅，济尔哈朗留守盛京。 等清军进了北京，多尔衮坐进了武英殿，发往盛京的文书从“商议”变成了“知会”。济尔哈朗心里憋着火，又不敢发作——八旗主力都在多尔衮手里，他能怎么办？ 顺治元年十月，顺治小皇帝从盛京搬到北京。多尔衮在朝阳门外迎接，见了面第一件事，是让内侍把皇帝的玺印收上来，美其名曰“暂为保管，以免遗失”。 济尔哈朗站在百官队伍前头，脸上火辣辣的。这才几年光景，说好的“共同辅政”成了空话。 真正撕破脸是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那回。顺治二年，群臣上奏，说摄政王功高盖世，该有个尊号。多尔衮推辞一番，“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从那天起，他见了顺治不再跪拜，奏章先送他府上，他用蓝笔批了再盖玉玺——那玉玺从顺治手里收上来，再没还回去过。济尔哈朗的头衔前被加上了“信义辅政”四个字，听着好听，实权早被架空了。 有人替济尔哈朗抱不平，说他太窝囊。可他能怎么办？跟多尔衮硬碰硬？豪格什么下场摆在那儿——被削爵、下狱，没多久就“暴毙”了。 济尔哈朗能活到顺治亲政，还被晋封为叔和硕郑亲王，靠的就是这份“窝囊”。他知道自己斗不过，索性退一步，保住镶蓝旗，保住身家性命。政治这盘棋，有时候认输比硬撑更需要智慧。 多尔衮的胃口越来越大。顺治五年，他干脆挤掉济尔哈朗，成了“皇父摄政王”。这称呼可太有意思了——皇帝管他叫“皇父”，那孝庄太后成了什么？ 北京城里流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多尔衮不在乎，他大权独揽，连顺治皇帝见自己母亲，都得他批准。 可权力这东西，爬得越高，摔得越狠。顺治七年冬天，多尔衮在喀喇城打猎时摔下马，没几天就死了，三十九岁。 消息传到北京，十四岁的顺治皇帝愣了半晌，然后缓缓坐下，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两个月后，多尔衮被追削王爵，抄没家产，开棺戮尸。那些当年巴结他的大臣，转眼全成了揭发他罪状的急先锋。 济尔哈朗又站出来了。这回他领着宗室大臣，一条条数落多尔衮的罪状：僭用帝王仪仗、逼死豪格、企图篡逆……说得义正辞严。当年那个在多尔衮面前唯唯诺诺的郑亲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忠心耿耿的皇叔。顺治对他信任有加，临终前还任命他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看这段历史总觉得讽刺。多尔衮雄才大略，带着清军入主中原，可他一死就身败名裂。济尔哈朗看似软弱，却能三朝不倒，善始善终。你说谁更聪明？恐怕没标准答案。 史料主要依据《清世祖实录》、《清史稿·多尔衮传》及《清史稿·济尔哈朗传》。顺治即位之议可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多尔衮摄政期间权势变化散见于《清世祖实录》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