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村上春树的父亲名叫村上千秋，1917年出生在日本京都，是当地一座寺庙住持的次子，原本考上了名门京都大学，前途光明，却在1938年，年仅20岁的时候被征兵入伍，成为了侵华日军第16师团辎重兵第16联队的一名士兵，先后三次入伍，参与了多场侵华战争。 村上春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曾断断续续跟他讲过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其中有一段，是父亲亲口告诉他，自己所在的部队曾经处决过一名被俘的中国士兵，军刀砍掉人脑袋的残忍情景，深深烙印在了年幼的村上春树心里，成为了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村上春树后来坦言，那种残暴的画面印象太深，让他觉得自己仿佛也继承了父亲的那段残酷经历，这种感觉让他无比羞耻，也让他从此和父亲渐行渐远，两人整整20多年没有见过面，直到2008年父亲去世前，才勉强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 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段侵华经历，村上春树打心底里觉得自己是侵略者的后代，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种原罪感伴随了他一生。 很多人可能觉得，父亲的罪不该由儿子来承担，毕竟村上春树本人1949年才出生，侵华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还没出生，根本没有参与过任何侵略行为，但他偏不这么想，在他眼里，作为侵华日军的直系后代，他有责任接过父亲的战争记忆，也有义务为父辈的罪行感到忏悔。 值得一提的是，村上春树自己也说过是“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途经横滨中华街，闻到烧卖的味道都受不了，甚至不愿在横滨站下车，连日本街头的中国拉面，他都声称自己一辈子没吃过。 这份偏食，在他的愧疚心理加持下，就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他宁愿把这种生理上的排斥，和心理上的不配感绑定在一起，用“不吃中国菜”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歉意，哪怕这种方式在别人看来有些偏执，他也始终坚持。 更让人动容的是，村上春树和妻子相伴一生，始终没有孩子，这在日本作家中并不常见，他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自己没有孩子，担心自己离世后珍贵的资料会散失，但这只是表面说法，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内心的愧疚和挣扎。 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把这种带着“侵略原罪”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像他一样，一辈子背负着“侵华日军后代”的标签，一辈子活在父辈罪行的阴影里，一辈子承受那种莫名的羞耻和愧疚。 这种想法看似残忍，实则是他对生命的负责，也是他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毕竟，他亲眼见证了父亲一辈子的忏悔，村上千秋晚年几乎都在佛坛前度过，日复一日为死在战场上的人们祈祷，这份忏悔像一块石头，压了父亲一辈子，也压了村上春树一辈子，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承受这份本不该属于他们的重量。 而为了弄清楚父亲当年到底参与了多少侵华罪行，村上春树曾经花了整整5年时间，四处寻访和父亲有关的人，一点点拼凑父亲的从军记录，他甚至一度怀疑父亲所在的第16师团参与了南京大屠杀，那种恐惧和煎熬，只有他自己知道。 直到最后确认父亲的部队并没有参与南京大屠杀时，他才感觉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这份执着的调查，也能看出他对这段历史的敬畏，以及对自身血脉的挣扎——他既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也无法抹去父辈的罪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铭记和忏悔。 其实在日本，像村上春树这样有着深刻反思的侵华日军后代，并不是个例，只是他的身份特殊，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他的忏悔和决定，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比如前东京都立高中的教师冈山辉明，他的两个伯父都是侵华日军，死于战场，战后日本政府罔顾侵略事实的做法，让他十分失望，他常年从事反战运动，利用教师的身份，向学生讲述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战争罪行，为此还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多次处分。 和冈山辉明相比，村上春树的忏悔更加内敛，也更加极端，他没有走上街头呼吁反战，也没有公开谴责日本政府的历史态度，而是选择了向内约束自己——不吃中国菜，不生小孩，用这种近乎自我惩罚的方式，承担起自己作为侵华日军后代的责任。 当然，村上春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也有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在“卖惨”，是在博眼球。 但只要了解他的过往，了解他父亲的经历，了解他为了调查历史所做的努力，就会明白，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发自内心的。 他不是在刻意讨好谁，也不是在刻意贬低自己，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过去，无法弥补父辈的罪行，但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不让这种罪恶的血脉延续，可以选择用自己的作品，提醒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父辈的错误，能够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忏悔和救赎，这样的人，从来都值得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