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以色列，早已把暗杀、定点清除当成了常规作战手段，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明目张胆、不计代价、不择手段地推行。为了达成目的，他们可以无视国界、无视规则、无视生命，把刺杀当作战争的核心战术。这种把暗杀常态化、制度化的行事风格，让整个地区都陷入极度不安。 以色列从建国那会儿起，就把针对性清除敌对目标当成一种常规工具，尤其是情报部门摩萨德在这方面特别活跃。早期针对纳粹战犯的追捕行动，比如1960年把艾希曼从阿根廷绑回以色列审判，已经显示出他们愿意跨越国界动手。后来面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这种做法直接升级成系统性操作。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事件成了转折点，黑色九月组织在那次袭击中杀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官员，以色列政府直接下决心要逐个清算涉案人员，启动了代号“上帝之怒”的长期报复计划。 这个计划持续了好几年，摩萨德小组在欧洲多个国家行动，目标名单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干掉。用的手段包括街头枪击、汽车炸弹、毒药等各种方式。行动过程中也出过大纰漏，比如1973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小镇，情报搞错了，把一个无辜的摩洛哥服务员当成目标，开枪打死，事后挪威警方抓了好几个以色列特工，闹出外交风波，以色列不得不低调处理后续。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没有停手。1979年1月，黑色九月关键人物阿里·哈桑·萨拉梅在贝鲁特被汽车炸弹炸死，这次行动精准命中他的座驾，造成他和几名保镖当场死亡，也波及了附近几名平民。 慕尼黑事件之后，这种针对性清除就从秘密报复慢慢变成公开承认的军事手段。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以色列政府开始大规模、公开使用定点清除。国防军和空军直接参与，批准名单由总理办公室和安全内阁把关。2000年11月，坦齐姆领导人侯赛因·阿巴亚特在伯利恒附近被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毙，他的皮卡车直接被炸成火球。2002年7月，加沙城的哈马斯军事负责人萨拉赫·谢哈德被一枚一吨重的炸弹炸死，那次行动把整栋楼夷为平地，死了他和助手，也造成十多名平民丧生，包括妇女和小孩，国际社会当时骂得很凶。 这些年，以色列的定点清除频率越来越高，手段也越来越多样。从早期的手工跟踪、狙击、炸弹，到后来大量用无人机、精确制导导弹，再到近年针对伊朗核项目相关人员的远程打击。伊朗好几位核科学家被摩托车炸弹或者遥控机枪干掉，比如2020年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郊外开车时被卫星制导的机枪射杀，整个过程几乎没留下执行者踪迹。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高层和加沙哈马斯指挥官，也经常用无人机或者战机导弹直接点名。2023年10月哈马斯大规模袭击后，以色列在加沙的清除行动密度更高，很多哈马斯中层干部在隧道、建筑或者车辆里被精准定位后炸死。 以色列官方一直把这些行动定义为预防性自卫，说目标都是正在策划或者即将实施袭击的人员，必须先下手为强。摩萨德和军事情报局会收集大量情报，包括手机定位、线人报告、无人机侦察、信号拦截等，确认目标身份和位置后上报批准。批准流程很严，但一旦通过就迅速执行。近年来为了减少附带伤亡，他们开始用“敲屋顶”方式，先扔小型非致命弹药警告建筑物里的人撤离，居民跑出来后再打主力弹药；对车辆目标也尽量用小型精确弹头，避免大范围破坏。 但不管怎么调整，平民伤亡始终避不开。每次行动后，巴勒斯坦方面和国际人权组织都会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无差别攻击平民。以色列则反过来指责哈马斯、真主党把指挥部设在居民区、学校、医院里，用平民当盾牌。双方互相指责，冲突循环往复。被清除的组织领导层死了，很快就有新人顶上，继续对抗，安全威胁并没有因为清除而彻底消失。 这种把暗杀常态化、制度化的做法，让周边国家都高度警惕。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加沙地带都长期处于戒备状态，担心自己的人随时被点名。整个中东的安全环境因此更紧张，报复和反报复成了常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越来越多，联合国多次通过决议谴责定点清除，欧盟一些国家也限制对以色列军售或者情报合作。但以色列坚持认为，在面对不对称威胁时，这种手段是不得不用的现实选择，没有更好替代方案。 说白了，以色列把定点清除当成日常国防操作的一部分，已经融入国家安全体系。摩萨德预算高、自主权大，行动执行力强，政府也愿意为结果承担政治代价。这种模式短期看有效，长期看却让地区矛盾更难化解，仇恨越积越深。周边民众生活在随时可能被无人机盯上的恐惧里，而以色列民众也活在下一场袭击随时爆发的压力下。双方都觉得自己在自卫，实际却把整个地区拖进无休止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