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当夜，沈阳唯一主动抵抗的是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他在事先就不断报告小六子，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不管小六子怎么想，他已经下达命令，辽宁全省警察全部配长枪，集结成营。

1931年9月18日晚上十点二十分，沈阳城外柳条湖方向传来一声闷响。

南满铁路一段铁轨被日军自行炸毁。

爆炸声刚落，日军探照灯亮了起来，直直扫向北大营方向。

市公安局值班室的黄显声，桌上电话瞬间响了。

马路湾派出所值班员大喊，日军正扛枪往城区冲。

黄显声抓起另一部电话，直接拨通北平张学良办公室。

电话那头传来张学良的声音，语气带着犹豫。

黄显声对着话筒喊，日本人动手了，请求下令反击。

张学良的回复很明确，不许抵抗，缴枪也可。

挂掉电话，黄显声站在值班室里，盯着墙上辽宁地图看了几秒。

他转身拿起内线电话，接通所有警察分局和公安总队。

“各单位坚守阵地，全力抵抗，非到不能支撑，绝不撤退。”

命令传出去的同时，沈阳城内两千名警察动了起来。

他们从库房搬出长枪，检查弹药，迅速奔向各自防区。

商埠三分局的警察最先在街口筑起街垒，沙袋堆得半人高。

二经路警察署院子里，警笛声尖锐，队员们列队领子弹。

晚上十点三十分，日军先头部队冲到商埠三分局街口。

警察们扣动扳机，子弹呼啸射向敌人，沈阳抵抗枪声就此打响。

几乎同一时间，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接到撤退命令。

士兵们放下武器，默默撤出营地，日军几乎没费力气占领北大营。

一边是不战而退的正规军，一边是迎难而上的警察部队。

日军没想到会遇抵抗，一时被打懵，退到街口外。

没过多久，日军调来装甲车，厚重钢铁外壳撞向街垒。

沙袋被撞飞，木板散落，警察们的防线出现缺口。

有警察抱着手榴弹冲上去，拉响引线扑向装甲车履带。

爆炸声响起，装甲车停了一瞬，更多日军从后面涌上来。

黄显声带着几名警卫员，从公安局出发，直奔二经路战场。

他沿途指挥警察转移阵地，依托商铺门窗继续阻击。

东北讲武堂学兵们听到枪声，自发跑出校门加入战斗。

五连连长张占元冲在最前面，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膛。

张占元倒在地上，手里还紧紧握着步枪。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日军增援部队越来越多。

警察们的弹药快要打光了，伤员躺在地上，呻吟声此起彼伏。

黄显声看着越来越近的日军，再次拿起电话，下达撤退命令。

“携带武器弹药，向锦州方向集中，不许丢下一个伤员。”

撤退的队伍分成三路，交替掩护撤出沈阳城。

日军在后面追击，时不时有子弹从头顶飞过。

警察们带着两百多名伤员，一路走一路打，三天后抵达锦州。

这批撤出来的警察，成了后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骨干力量。

时间倒回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爆发，日军在东北挑衅越来越频繁。

黄显声汇总全省警务情报，连夜赶往北平。

他走进张学良办公室，把一沓情报放在桌上。

“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东北不能不防，得赶紧给警察配枪练兵。”

张学良看着情报，眉头皱起，只说要等待国联调停。

黄显声不甘心，又请求让警察部队纳入战备序列，张学良点头同意。

回到沈阳后，黄显声立刻行动，把全省58个县公安队整编为12个总队。

他从军火库调出二十多万杆旧枪，分发到各县公安队。

每杆枪配五十发子弹，他还要求各县每天组织队员实弹训练。

8月底，警务督察长熊飞送来情报，日军正在秘密调动兵力。

黄显声再次赶赴北平，把情报递到张学良面前。

“日军的动作越来越明显，再不动手就晚了。”

张学良还是那句话，不许主动惹事，只能严加戒备。

黄显声没再争辩，回到沈阳后，直接下令警察部队集结成营。

队员们取消休假，昼夜驻守岗位待命。

9月18日上午，黄显声接到消息，土肥原贤二回到沈阳。

这个日本特务机关长，直奔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府邸。

黄显声立刻警觉，下令所有警察部队进入最高戒备。

他一整天守在值班室里，连饭都没顾上吃。

谁也没想到，日军的行动会来得这么快。

抵达锦州后，黄显声没闲着，开始联络各地抗日力量。

邓铁梅带着凤城警察队赶来汇合，王凤阁也带着队伍加入。

到1931年末，黄显声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已有五万人之多。

他们活跃在辽西辽北山林，不断袭扰日军据点补给线。

日军恨得牙痒痒，却始终没能彻底消灭这支队伍。

这支由警察组成的抗日力量，成了东北大地上的一道光。

在那个大多数人选择退让的夜晚，他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中国人的骨气。

参考信息：《九一八事变前后黄显声的对日斗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