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史玉清，时任商南县委委员，1934年11月，商南县委以在金岗台女干部、红军家属、老弱病残以及革命干部的小孩共40余人，组成妇女排，排长袁翠明，我分工抓金岗台新组建的妇女排的工作。 1934年的大别山区，寒风裹着战火的硝烟，弥漫在每一寸土地。商南作为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据点，正遭遇敌人疯狂的“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转战外线，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家属成了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当时的环境有多艰难？白天要躲避敌人的搜山，夜晚只能在山洞或密林里宿营，粮食短缺，药品更是稀缺，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目标。 组建妇女排的决定，是县委在紧急会议上拍板的。40多个人里，年龄最大的张大妈已经50多岁，最小的小李才16岁，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们中，有的是跟着丈夫参军的红军家属，有的是失去亲人仍坚守革命信念的女干部，没人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手里的“武器”最多是镰刀、扁担，还有少数几支土枪。 我和袁翠明接到任务时，心里既沉重又坚定。袁翠明是村里出了名的“硬骨头”，丈夫在战斗中牺牲后，她擦干眼泪就主动要求加入革命队伍，做事干脆利落，威望很高。我们俩连夜召集大家开会，说明妇女排的任务——掩护群众转移、筹集粮食药品、传递情报、照顾伤员和孩子。话音刚落，张大妈第一个站出来：“我虽然年纪大，但我熟悉山路，能给大家带路，还能缝缝补补！”小李也攥紧拳头：“我年轻，体力好，送信、放哨的活我都能做！” 没有营房，我们就把山洞打扫干净当据点；没有粮食，就分头到深山里挖野菜、采野果，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到附近村庄向乡亲们求助；没有药品，就用土方子治伤，用草木灰消毒，把自己的衣物撕成布条当绷带。有一次，一名伤员腿部中弹化脓，疼得直打滚，袁翠明二话不说，用嘴吸出伤口里的脓血，再敷上采来的草药，全程没皱一下眉头。我记得那几天，她自己的手被荆棘划得满是伤口，却总说“伤员的伤更要紧”。 照顾孩子成了最费心力的事。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六个月，母亲牺牲后，全靠妇女排的姐妹们轮流喂养。夜里山洞冷，大家就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取暖；孩子哭了，不管多累，都会哼着家乡的歌谣哄睡。有一次敌人突然搜山，小李抱着最小的孩子躲在灌木丛里，为了不让孩子出声，她把自己的胳膊塞进孩子嘴里，直到敌人走远，胳膊被咬得青一块紫一块，她也没吭一声。 传递情报是最危险的任务。我和袁翠明制定了暗号，姐妹们乔装成上山砍柴、挖野菜的村民，在各个据点间穿梭。有一回，我带着一份紧急情报要送到十里外的游击队驻地，途中遇到敌人的巡逻队，情急之下，我把情报藏在发髻里，故意装作迷路的农妇，对着敌人哭哭啼啼说找不着家，硬是凭着沉着冷静蒙混过关。等赶到目的地时，头发被汗水浸透，后背全是冷汗。 妇女排的姐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重任。她们既要和敌人周旋，又要照顾老弱妇幼，没人叫苦，没人退缩。有一次转移群众时，张大妈为了掩护大家，故意往反方向跑，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被敌人追赶时摔下山坡，腿骨摔断了，却笑着说“只要大家安全就好”。小李在一次放哨时，发现敌人提前搜山，她不顾个人安危，一路狂奔报信，让大家及时转移，自己却被敌人的子弹擦伤了胳膊。 在金岗台的日日夜夜里，妇女排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中的革命道路。我们先后掩护300多名群众安全转移，筹集粮食2000多斤，传递情报百余次，照顾伤员和孩子数十人。这些看似平凡的事，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一件都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牺牲。 后来，红军主力回师苏区，妇女排的姐妹们有的加入了正规部队，有的继续留在地方开展工作，张大妈因为腿伤留在村里，却依然坚持为革命事业奔走。多年后再回想那段岁月，我依然清晰记得姐妹们坚毅的眼神，记得山洞里的篝火，记得孩子稚嫩的哭声，记得每一次并肩作战的感动。 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战火中用行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担当。金岗台妇女排的故事，是大别山区革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是无数革命女性奉献精神的缩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