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国家在研发东风-17时，发现导弹在飞行中，极易遭到外部干扰，所有人都建议增加反电子系统，谁知，祝学军却说：“干脆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不就行了？”话音刚落，一位老专家扶了扶眼镜，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位老专家从事导弹研发工作几十年，经历过无数个艰难的研发项目，见过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可“让导弹在雷达里消失”这种想法，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雷达探测技术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与应用体系，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发射电磁波并接收目标反射波来定位，而任何空中飞行的物体，只要具备一定的雷达散射截面（RCS），就必然会反射雷达波。 这是经过数十年实践验证的行业常识。 数据显示，80年代主流的机械平板多普勒雷达，对RCS=5平方米的典型战机目标探测距离就能超过100公里，而当时的弹道导弹由于体型庞大、外形规整，RCS值普遍在几十平方米甚至更高，相当于把一个巨大的“信号源”暴露在雷达监控范围内，这种情况下“被捕捉”几乎是必然结果。 从当时全球隐身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让导弹雷达消失”更是远超时代的幻想。隐身技术在80年代仍处于严格保密的探索阶段，且完全集中在航空领域，尚未涉足导弹领域。 美国作为当时隐身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其F-117隐身攻击机虽在1981年首飞，但直到1989年才首次投入实战，1990年才正式公开，1987年时这项技术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而言还是“隔着一层厚墙的秘密”。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隐身技术存在严重的技术局限，洛克希德公司为解决隐身问题，只能采用数百个平面拼接的外形设计，通过分散雷达波实现低可探测性，且依赖专用计算机程序“回波-1”才能完成RCS计算。 而这种技术方案不仅极大牺牲了飞行器的气动性能，还需要顶尖的计算能力支撑，连应用于飞机都困难重重，更别说体积、重量、气动要求完全不同的导弹。 从当时的工程实践来看，所有应对雷达干扰的方案都遵循“被动防御”的常规思路，增加反电子系统是行业内唯一成熟可行的路径，这也进一步固化了“只能干扰不能消失”的思维定式。 当时国内外的导弹研发，面对雷达探测干扰，均以强化电子对抗能力为核心，比如通过释放干扰弹、实施频段干扰等方式扰乱雷达判断，这些方案都有明确的技术积累和实践案例支撑。 而祝学军提出的“让导弹消失”，本质是要实现导弹的低可探测性，这需要从外形设计、材料技术、气动布局等全方位突破，而1987年这些关键技术均处于空白或萌芽状态。 当时乘波体技术刚进入早期研究阶段，直到1987年才首次有学者将粘性效应纳入乘波体性能分析，离工程应用还有数十年距离，而这种构型正是后来东风-17实现低可探测性的核心基础。 隐身材料方面，当时尚无成熟的低反射涂层技术，连美国的隐身验证机都还在依赖外形设计而非材料突破，对于当时的中国导弹研发团队而言，既没有相关理论储备，也没有可供借鉴的技术案例，更没有支撑这种复杂设计的计算能力和制造工艺。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全球范围内都没有“隐身导弹”的概念和探索，整个军工领域的认知都局限于“雷达必然能捕捉空中目标”的框架内。 美国直到90年代后才开始尝试将隐身技术应用于导弹领域，而1987年时，即便是最前沿的隐身研究，也只是聚焦于轰炸机、战斗机等航空平台，导弹的研发重点仍集中在射程、精度和载荷上，低可探测性从未进入主流研发议程。 这位从事导弹研发数十年的老专家，经历的都是基于传统雷达探测原理的研发项目，见过的技术方案也都是围绕“干扰雷达”而非“规避雷达”展开，在这样的技术背景和认知积累下，突然听到“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的想法，自然会觉得违背常识、不切实际。 毕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一想法不仅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支撑，甚至超出了当时全球军工领域的想象力边界，堪称对传统研发逻辑的颠覆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