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她大喊说：“太君，别打了，我全招！”鬼子得意忘形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可最后，鬼子却后悔了…… 这女人叫李桂兰，那年才24岁，是哈尔滨道外荣记铁工厂附近的地下交通员。她爹原是机车厂的锻工，1937年“四一五”大搜捕时，因为给藏在厂子里的党员送过窝窝头，被日军活活打死在车间的机床旁。 李桂兰那年二十四岁，梳着两条乌溜溜的大辫子，眼睛亮得像秋天的井水。她在荣记铁工厂附近那间矮平房里住了三年，街坊邻居只当她是个绣花样的苦命姑娘，爹死得早，一个人过活。谁也不知道，她窗户台上那盆蔫了的月季花换个位置，就是给抗联送信的暗号。 那年哈尔滨的冬天冷得邪乎，风刮在脸上跟刀子片肉似的。李桂兰刚把灶膛里的密信灰烬扒拉干净，门板就被撞得山响。三个便衣闯进来的时候，她正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针线笸箩里躺着只没做完的千层底。 日本人的审讯室在地下，阴湿的砖墙渗着水珠。第一天，他们让她坐在暖烘烘的屋子里，桌上还摆着热腾腾的粳米饭，配着红澄澄的腌萝卜。“李姑娘，我们知道你爹死得冤。”戴圆框眼镜的翻译官声音软绵绵的，“说出来，皇军给你在道里区置个铺面。” 李桂兰盯着饭粒上腾起的热气，想起爹咽气前攥着她手说的话：“丫头，人活着得有个念想。” 念想是什么？是夜里透过铁工厂后窗传递的那包药棉，是冒着大雪送过松花江的那捆电池，是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在深山老林里啃着冻土豆跟鬼子周旋。 第三天，他们没了耐心。拇指粗的麻绳浸了水，抽在背上发出闷响。竹签子抵着指甲缝的时候，她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不像人声的呜咽。昏过去又泼醒，反反复复，墙上那个滴答走着的挂钟，指针像是冻住了。 第四天破晓前，她突然嘶哑着嗓子喊起来：“别打了……我全招！” 翻译官的眼睛在镜片后头亮了一下。他们把她架到桌前，摊开一张哈尔滨地图。 “说吧，交通站在哪儿？” “西傅家区，北十八道街，兴隆客栈。”李桂兰的声音虚飘飘的，“掌柜姓冯，左脸上有颗痦子。” 鬼子小队长咧开嘴，黄牙露了出来。当天下午，兴隆客栈被围得水泄不通，从地窖里搜出一台油印机、两捆传单。冯掌柜被拖出来时，脸上的痦子在雪地里显得特别黑。 报纸上登了“破获重大谍报网”的消息，李桂兰的名字写在“弃暗投明者”一栏里。鬼子给她换了间向阳的牢房，伙食里居然见了荤腥。看守的宪兵经过时，偶尔还会朝里头扔半包烟。 谁都没想到，变故发生在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夜。 那天凌晨四点，抗联第三支队的二十多人突然出现在哈尔滨监狱外围。他们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炸开了西墙的岗楼。枪声跟炒豆子般响起来的时候，监狱长还以为是鞭炮声，老百姓祭灶的日子嘛。 可枪声越来越近。更怪的是，往日戒备森严的内院通道，那道最要紧的铁栅门居然没锁。巡逻队刚换岗不到十分钟，三号监区就空了。 李桂兰是被人从床上拽起来的。裹着棉袄冲出牢门时，她看见走廊尽头站着个人，正是兴隆客栈的冯掌柜，脸上那颗痦子好好的，手里端着把三八大盖。 “快走！”冯掌柜压低声音，“从后门排水沟钻出去，有人在江汉子那儿备了船。” 后来日本人才琢磨过味儿来。那兴隆客栈本就是个废弃的联络点，冯掌柜脸上的痦子是贴上去的，油印机是故意放那儿钓鱼的。李桂兰招供的一切都是真的，可这些“真的”拼在一起，成了个天大的陷阱，鬼子把精锐都调去围剿那个假交通站时，监狱的布防露出了破绽。 最绝的是时间。小年前后监狱人事调整，新来的副监狱长为了表功，把原先的防守方案改得面目全非。这些变动，通过李桂兰那盆“不经意”摆在错误位置的月季花，半个月前就传出去了。 李桂兰到底去哪儿了？有人说在依兰县的林场见过一个辫子剪短了的女人，也有人说她跟着队伍过了黑龙江。只有哈尔滨老监狱后墙根那丛野月季，每年开春都红得扎眼，像是谁用血染过似的。 鬼子后悔的不是放跑了个女犯人，是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在别人的戏台子上跳，还自以为演的是主角。这世上的较量啊，有时候拳头硬的不一定赢，叫得响的也不一定有理。那些沉默着咬牙的人，心里头烧着一把火，这火烧穿了黑夜，烧化了冰雪，最后在你想不到的地方，猛地蹿起一片燎原的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