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一天深夜，胡连珍将家里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像往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后，调频里传来了她熟悉的靡靡之音。 谁也想不到，这个二十多岁姑娘悄悄藏在窗帘后的秘密，最终会让她走上刑场。 胡连珍生长在普通工人家庭，性子单纯得像张白纸。 要不是交了那个爱听境外广播的男友，她大概会按部就班结婚生子。 男友总在她面前说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还教她怎么用收音机搜到那些“不一样的声音”。 起初她有些害怕，但听得多了，竟慢慢习惯了深夜里这偷偷摸摸的“陪伴”。 和她最要好的闺蜜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两人挤在小屋里听过几次，闺蜜当时拍着胸脯发毒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烂在肚子里也不说出去！”可没过多久，街道上开始宣传“揭发犯罪线索”，闺蜜突然就变了脸。 那天下午，她带着几名警察踹开胡连珍家门时，眼神里没有丝毫愧疚。 警察在抽屉里翻出了一个旧日记本，里面记着几句听广播后的感想：“原来外面的歌是这样唱的。” 就因为这行字，加上搜出的收音机，胡连珍被认定为“收听敌台、传播有害思想”。 公审大会那天，她跪在台子上，头发乱糟糟的，原本有神的眼睛空洞得像两口枯井，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爱哼歌的姑娘。 那个年代，社会上正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很多现在看来微小的行为，在当时都可能被重判。 司法程序也比现在简单，一旦被认定有“反革命”倾向，证据链往往就围绕着日记、书信这些私人记录展开。 胡连珍的案子，在当时并不算个例，只是她的结局格外让人扼腕。 看到案卷里记载她临刑前反复念叨“我只是想听首歌”，我觉得那个年代对思想行为的界定，确实模糊了法律该有的边界。 个体在宏大的时代浪潮里，有时就像风中的落叶，根本看不清自己会飘向哪里。 后来听说，胡连珍的收音机被当作“罪证”存放在档案馆，多年后有人看到时，机身还留着她手指摩挲的痕迹。 那个被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遮住的不只是深夜的光，还有一个普通女孩对世界的好奇。 这个藏在旧时光里的悲剧，更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法治进步里最珍贵的，是对每个个体权利的尊重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