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协助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百乐门的水晶灯晃得人眼晕，李丽穿着月白色旗袍，领口别着枚珍珠胸针，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烫得她指尖一缩，才惊觉自己又走神了。 台下卡座里，日本海军武官佐藤正盯着她，眼神像黏腻的蛛网，她强压下胃里的不适，提起裙摆走过去，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这笑容，她练了三年，从百乐门的普通舞女，到能让日本军官争相捧场的“上海舞后”，靠的就是这副“滴水不漏”的模样。 没人知道，李丽的珍珠胸针里藏着微型密写纸，她的旗袍衬里缝着细棉线，每道线的疏密都对应着不同的情报密码。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那天，她的弟弟李伟——地下党交通员，为了保护一份日军运兵船的情报，被日军活活打死在码头，临死前，他把染血的情报塞给李丽，只说了句“姐，别让他们把兵运进来”。从那天起，李丽就把弟弟的怀表揣在怀里，表针停在凌晨三点，那是弟弟牺牲的时间，也是她下定决心“钻进狼窝”的开始。 佐藤是她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军官好酒又好色，每次喝醉了，就会拍着桌子说运兵船的事，一会儿说“下月初有十艘船来，装满了兵”，一会儿说“走吴淞口，夜里开，没人敢拦”。 李丽坐在他身边，看似在听他吹牛，手指却在桌下的丝帕上记着——用指甲在丝帕边缘掐出印子，一道印子代表“十”，两道代表“吴淞口”，三道代表“夜间”。等佐藤睡熟后，她再摸黑把丝帕上的印记转化成密写，用胸针里的药水写在乐谱背面，第二天让相熟的茶房送到“同福里”的裁缝铺——那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有次佐藤带她去吴淞口视察，站在码头上，指着远处的运兵船说“这些船到了，上海就彻底是我们的了”。李丽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十几艘灰色的船在江面上游弋，像一群蛰伏的鲨鱼。 她故意娇嗔着问“船什么时候走呀？我怕以后见不到佐藤君了”，佐藤被她哄得高兴，脱口而出“下月初三夜里，走外海航线，避开新四军的伏击”。这句话，她记在了心里，当晚就把“初三、外海、十艘”的情报传了出去——那是她睡得最不安稳的一夜，既盼着情报能起作用，又怕自己暴露，连累裁缝铺的老张他们。 半个月后，地下党传来消息：新四军在舟山外海伏击了日军运兵船，十艘船沉了九艘，剩下一艘带伤逃回，船上的日军几乎全军覆没。李丽正在给佐藤倒酒，听到消息时，手一抖，酒洒在了佐藤的军装上。 佐藤没生气，反而笑着摸她的脸“李丽小姐怎么慌了？”，她低下头，掩去眼底的泪光，只说“怕佐藤君出事”——没人知道，那一夜，她对着弟弟的怀表哭了半宿，表盖里贴着弟弟的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笑得灿烂，还不知道自己的姐姐，正用最屈辱的方式，完成他未竟的事。 抗战胜利那天，上海街头挤满了欢庆的人，李丽却关了百乐门的包厢，独自坐着。她想把怀表拿出来擦擦，刚摸到口袋，就听见外面传来骂声——几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举着“打倒汉奸”的牌子，堵在百乐门口，看见她的车，就往车上扔烂菜叶和鸡蛋，有人喊“李丽！你这个日本汉奸！还有脸出来！” 司机想开车冲过去，李丽却让他停下。她推开车门，站在雨里，任凭烂菜叶砸在旗袍上，鸡蛋液顺着脸颊往下流，黏糊糊的。 有个老太太指着她骂“我儿子就是被你引去的日军打死的！你不得好死！”，李丽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又闭上了——她不能说，裁缝铺的老张还在隐蔽战线，还有更多像她一样的人，不能因为她的解释，暴露了曾经的联络网。她只是弯腰，捡起地上的怀表，用袖子擦干净，然后慢慢走回车里，背影在雨里显得格外单薄。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解释？她只是把怀表贴在胸口，轻声说“我弟弟知道就行”。再后来，她关掉了百乐门的生意，在同福里开了家小茶馆，茶馆里总放着一张空桌，桌上摆着杯没动过的茶——那是给老张留的，1946年，老张因为暴露身份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临死前，还在喊“李丽是好人”。 1950年的冬天，李丽在茶馆里烤火，手里拿着那张泛黄的乐谱，乐谱背面的密写早已褪色，她却还能清晰记得每一道笔画。窗外飘着雪，她想起弟弟牺牲那天，也是这样的雪天，弟弟说“姐，等胜利了，咱们去杭州看西湖”。她把怀表放在桌上，表针虽然停了，可她知道，弟弟的心愿，她总算实现了。 李丽的一辈子，都活在“误解”里。有人说她贪图富贵，有人说她寡廉鲜耻，可她从没想过为自己辩白——她的战场，不在枪林弹雨里，而在觥筹交错的宴席上，在深夜独处的隐忍里，在被人唾骂时的沉默里。那些看不见的牺牲，比看得见的伤痕更痛，却也更坚定——她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弟弟的嘱托，守住了上海的一片灯火，哪怕这份坚守，到最后都没人知晓。 我可以帮你整理李丽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比如1937-1945年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模式、百乐门在战时的实际情况等，让这个故事的历史质感更足，需要吗？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