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杨相芳跟随部队奔赴云南icon前线参加老山轮战icon，此时的杨相芳已担任防化连五排14班班长！ 出发那天，云南的晨雾还没散，卡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杨相芳坐在车厢里，手紧紧攥着腰间的侦毒器——那是他在防化基地训练时用了三年的老伙计，侦毒管的刻度线被磨得有些模糊，却比任何东西都让他安心。 防化服套在身上，三层橡胶密不透风，十二月的滇南虽不算冷，可车厢里闷得很，没走多远，他的额角就渗出了汗，顺着脸颊滑进衣领里。 没人比杨相芳更清楚防化兵的分量。1979年他入伍时，刚好赶上部队普及防化训练，第一次摸到侦毒器，教员就说“防化兵是战友的‘防毒盾’，你们多快一秒找到毒源，战友就少一分危险”。 为了练出速度，他在基地的模拟毒区里闭着眼摸侦毒管，手指被磨破了皮，裹上纱布接着练；为了记准毒剂反应色，他把各种毒剂的色卡贴在床头，吃饭时都要瞅两眼。两年前当上班长，他带的14班，在全师防化考核里拿了三次第一，没人想到，这次老山轮战，他们要面对的是真枪实弹的毒剂威胁。 部队刚到前线阵地，就接到了紧急任务：3号高地刚被敌军炮火覆盖，怀疑有化学毒剂残留，需要14班立刻去侦毒。杨相芳带着班里的5个战士，背着三十多斤的防化装备往高地上冲。 刚爬过半山腰，敌军的冷炮就打了过来，炮弹在不远处炸开，碎石子溅到防化服上“砰砰”响。新兵小李吓得一哆嗦，杨相芳一把拉住他，把他按在弹坑里：“别怕！跟着我，按训练来！” 到了高地，硝烟还没散。杨相芳率先跳出战壕，蹲在弹坑边，侦毒管在土里戳了三下，又在炸断的树枝上蹭了蹭。没过十秒，管体就变成了浅棕色——是芥子气残留！“全体注意！戴防毒面具，划定染毒区！”他喊着，手里的标识旗“唰”地插在地上，战士们立刻散开，用侦毒纸排查毒剂范围。 风往阵地后方吹，他怕毒剂飘到战友的掩体，又带着两个战士扛来洗消器，对着染毒区域喷洗消液，直到侦毒纸显示“安全”，才松了口气。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套被碎石划了个口子，幸好防化服没破，没沾到毒剂。 往后的日子，14班成了阵地上的“移动防毒站”。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接到侦毒、洗消任务，杨相芳都带着战士们第一时间出发。 有次凌晨，1号阵地的炊事班报告“井水有怪味”，他带着人摸着黑去查，走了两里地的战壕，膝盖磕在石头上青了一大块，终于在水井边的草丛里发现了敌军投下的毒剂弹碎片——是糜烂性毒剂，要是晚发现半天，战友喝了井水就麻烦了。 战士们都爱跟杨相芳执行任务，因为他总把危险的活儿留给自己。每次侦毒，他都走在最前面；洗消时，他总盯着最可能残留毒剂的角落。有次小李问他“班长，你不怕吗？”，他坐在战壕里，擦着侦毒器说“怕啊，我家里还有老娘等着我回去呢。 可咱们是防化兵，咱们怕了，战友们怎么办？”他没说的是，出发前给家里写信，只说“在前线一切都好，负责后勤保障”，没敢提自己天天跟毒剂打交道。 1985年夏天，部队换防前，14班又接到了最后一次任务：为撤退的战友清理阵地染毒区。杨相芳带着战士们在阵地上忙了整整一天，把每个掩体、每口水井都排查了一遍。 夕阳西下时，他站在高地上，看着战友们安全撤退的身影，突然觉得身上的防化服没那么沉了。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今天完成了最后一次任务，14班没给防化兵丢脸，也没让战友们受毒剂的伤，值了。” 杨相芳和他的14班，没像步兵那样冲锋陷阵，没像炮兵那样轰鸣射击，可他们用手里的侦毒器、洗消器，在看不见的“毒战场”上守护着战友的安全。 老山轮战的阵地上，有太多这样的防化兵，他们穿着厚重的防化服，在炮火和毒剂中穿梭，用专业和勇气筑起一道“防毒墙”。他们的名字或许没被太多人记住，但战友们都知道，有他们在，就能放心地冲锋、安心地坚守。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