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王震去日本考察，出发前，周总理特意交代：“去了日本，不要买他们的东西。”王震到了日本后，却坚持买2样东西！ 1957年的中国，刚走出抗美援朝的硝烟，又一头扎进农业、工业“两头赶”的建设热潮。王震作为农垦部部长，肩上扛着“让老百姓吃饱饭”的重担——当时全国还有不少地方靠人力插秧、牛拉犁，粮食产量低得让人揪心。 出发去日本前，周总理把他叫到办公室，握着他的手叮嘱“不要买东西”，不是小气，是国家财政紧，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怕他忍不住为了“新鲜玩意儿”超支。 王震揣着总理的话上了飞机，心里却早有盘算：他去日本，不是为了观光，是为了看人家的农业技术。那会儿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快，农业机械化搞得有声有色，他早就从资料里看到过，日本的水稻插秧机、良种培育技术比国内先进不少，这次非要亲眼看看才放心。 到了日本北海道的农场，王震一眼就盯上了田埂上的那台小型水稻插秧机。机器不大，四个铁轮稳稳地扎在田里，操作员坐在上面，手一推操纵杆，秧苗就整整齐齐地插进土里，比人工插秧快了至少三倍。 农场主介绍说，这台机器一天能插十亩地，顶十个壮劳力。王震蹲在机器旁，手摸着冰冷的铁壳，又扒开田里的秧苗看间距，越看越激动，转头跟随行的翻译说：“这东西，咱们必须买！” 随行人员赶紧拉他的衣角，小声提醒“总理交代过不要买东西”。王震却摆了摆手，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总理是怕咱们买没用的，这插秧机是能让老百姓少受累、多打粮的宝贝，不是闲玩意儿！你算笔账，咱们国家有多少稻田？要是有这机器，一年能多插多少秧？多收多少粮食？”他说得实在，随行人员也没再反驳——他们都知道，王震从南泥湾开荒时就跟农活打交道，最懂农民的苦，手工插秧弯腰驼背一整天，累得直不起腰，产量还没保证。 没过几天，在日本水稻研究所，王震又盯上了第二样东西——“农垦58”号水稻良种。研究员把培育好的稻穗递给他看，穗子比国内的稻穗长一截，颗粒饱满，一穗能结一百多粒米。研究员说，这种稻子抗病性强，亩产比普通稻子高两百斤。王震拿着稻穗，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像是闻到了米饭的香味，当即跟研究员说：“这稻种，我们要订十斤！” 这次没人再拦他。随行的技术员激动得直搓手，要知道当时国内推广的稻种还是老品种，遇到病虫害就减产，要是能把这良种引进回去，说不定能解决不少地方的吃饭问题。 王震却没只顾着高兴，他拉着研究员问了一下午，从育种温度到施肥比例，连稻种在不同气候下的适应性都问得清清楚楚，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最后还特意让翻译把技术资料都复印了一份。 回国的时候，王震带着那台插秧机和十斤稻种，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刚下飞机，他就直奔总理办公室，没等总理开口，就把插秧机的照片和稻穗递了过去，像个孩子献宝似的：“总理，您看这两样东西，可不是我乱买的！插秧机能解放劳力，稻种能提产量，都是咱们农业建设急着用的！” 周总理拿起稻穗，仔细看了看，又翻了翻王震的笔记本，忍不住笑了：“你啊，还是这么务实。我当初交代你，是怕你买些华而不实的，没想到你专挑有用的买。”总理不仅没批评他，还当即安排农垦部组织技术员，先在湖南、江西的农场试点推广这两样东西。 后来的事证明，王震没买错。那台插秧机成了国内研制国产插秧机的“蓝本”，技术员们照着它改了又改，终于造出了适合中国稻田的插秧机；“农垦58”号稻种在南方试种成功后，迅速推广到全国，不少地方的亩产一下就提了上来，农民们都高兴地说“这是王部长从日本带回来的‘救命稻’”。 王震常跟人说：“不管是哪国的东西，只要对咱们国家有用、对老百姓有利，就该学、该用。”1957年他坚持买的这两样东西，没花多少钱，却藏着老一辈革命家最朴素的初心——不图虚名，只办实事，哪怕违背“交代”，也要把能让国家变好、让老百姓过好的事做到底。这种务实的劲头，比任何“规矩”都更珍贵。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