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一天,北方某地街头聚集着很多人群,他们都在观望着一个中年男子,只见他牵着一头耕牛缓缓行走着,眼神中满是沮丧和忏悔,因为他是一名投机倒把犯,被抓了现行后正在押解下游街示众。 北方的腊月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中年男子王福来的棉袄领口没系紧,冷风灌进去,他却没心思拢一拢。手里的牛绳攥得发潮,那头老黄牛是家里唯一的牲口,毛都被风吹得贴在身上,牛鼻子上的绳子磨出了红印,每走一步都轻轻甩一下尾巴,像是在替主人委屈。 押解他的是两个穿蓝布工装的公社干部,一前一后,没说话,却把“投机倒把犯”的纸牌用铁丝挂在了他的棉袄上,纸牌边缘的硬纸壳刮得他脖子生疼。 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裹着旧棉帽,嘴里哈着白气议论:“这不是东头的王福来吗?平时挺老实的,咋干这个?”也有人指着他骂:“就该游街!不学好,想着倒腾东西赚黑心钱!”王福来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尤其是瞥见人群里的邻居张大妈时,他赶紧把脸扭向一边——上个月张大妈家缺粮,他还主动送了半袋红薯,现在却成了被人戳脊梁骨的“罪犯”。 没人知道,王福来倒腾的不是别的,只是两斤棉花。他小儿子前几天发高烧,烧到说胡话,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得用棉花裹着发汗,再配点退烧药”,可供销社的棉花早被抢空了,他跑了三个大队都没借着。 昨天夜里,他听说邻县有个小贩偷偷卖棉花,就牵着老黄牛,想换两斤回来给孩子用——老黄牛能拉车,他本想换完就赶紧回来,没成想刚跟小贩碰头,就被巡逻的公社干部抓了个正着。 “老实点!抬头让大伙看看!”身后的干部推了他一把,王福来一个趔趄,差点摔在结冰的路面上,老黄牛赶紧停下脚步,用头轻轻顶了顶他的胳膊,像是在扶他。 这一下,围观的人群里安静了几秒,有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小声说:“他儿子好像真病了,我昨天还听见他家孩子哭呢。”这话被旁边的人听见,议论声渐渐变了味,有人开始叹气,有人把孩子往身后藏,怕吓着娃。 王福来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他想起早上出门时,妻子抱着发烧的孩子追出来,塞给他两个烤红薯:“换不着棉花就赶紧回来,咱再想别的办法。”他当时拍着胸脯说“肯定能换着”,没成想不仅没换到,还成了游街的对象。口袋里的红薯早就凉了,硬得像石头,他却一直攥着,像是攥着最后一点希望。 游街队伍走到公社门口时,公社书记老周正好从里面出来。老周认识王福来,去年秋收时,王福来主动帮公社修过脱粒机,还不要工分。 他看见王福来牵着老黄牛,脸一下子沉了,拉过押解的干部问清楚情况,又走到王福来身边,声音压得很低:“你家娃的病咋样了?”王福来愣了一下,没想到书记会问这个,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还烧着……我就想换点棉花给娃发汗,没想着投机倒把……” 老周皱着眉,回头跟干部们说了几句,然后对围观的人群说:“大伙散了吧!王福来这事是有苦衷,但投机倒把的错得认,后续会让他在公社做检讨,先让他带孩子去看病!”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书记说得对”,也有人说“不能轻饶”,但老周没再理会,亲手把王福来身上的纸牌摘了下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两斤棉花:“这是我家备用的,你先拿去给娃用,以后有事跟公社说,别再干糊涂事。” 王福来接过棉花,棉花还带着老周身上的体温,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老黄牛也跟着低下头,像是在行礼。老周赶紧把他扶起来:“快起来,给娃看病要紧!”王福来牵着牛,一步三回头地往家走,风还是那么冷,可他心里却暖烘烘的,手里的棉花攥得紧紧的,像是攥着救命的宝贝。 后来,王福来在公社做了检讨,还主动把老黄牛牵去公社,帮着拉了半个月的肥料,算是弥补过错。公社里的人提起这事,都说“王福来不是坏人,就是急糊涂了”。再后来,供销社进了新的棉花,干部们还特意给王福来家送了两斤,说“给娃备着,别再犯难”。 1969年的那场游街,没有激烈的冲突,却藏着普通人的无奈与温情。王福来不是十恶不赦的“投机倒把犯”,只是个想给孩子治病的父亲;老周不是刻板的干部,只是个懂人情的带头人;围观的人群也不是冷漠的看客,只是在特殊年代里,跟着规矩行事的普通人。 那个冬天,北方的街头很冷,可人与人之间的那点善意,却像一缕暖阳,照进了寒风里,也照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