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张大千出身的张家，在当地算得上实打实的望族。 祖坟占地广，祠堂的牌位一排排，门口牌匾挂得高高。 按老理儿讲，这样的出身是底气，是脸面。政局一翻，人心一紧，这块“金字招牌”忽然就变成烫手山芋。有人好心劝他留在原地，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他心里有数，望族三个字一旦被贴上新标签，哭都来不及。 他嘴上不多解释，只是开始悄悄打听路子，想给一家老小找个活路。 格局再大的人，落到烟火里也绕不开情字，少年时候，他有个姑表妹，叫谢舜华，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吃一桌饭，背一篇课文，眼神对上就能知道对方心里打了什么弯。 亲戚爱拿两人打趣，拿书里的宝玉黛玉做比方。 张大千到外地求学那几年，家里忽然传来噩耗，人还没踏进门，先闻见纸钱的味道，屋里一片低声啜泣。 真相听清，人一下子像被抽空，拎着包就往松江小北庵走，在佛像前一跪不起来。 庵里的住持给他取了个法号，大千，从此这个名字跟着他走遍天下。 家里长辈还惦记香火，他又从庵里走出来，还俗挣钱养家，一样用这个名字签画。 成名之后，他身边的女人一位接一位。 大太太曾庆蓉，是规矩的名门闺秀，举止端庄，说话轻声细气，在张家这样的门第里，算得上最体面的一块门面。二太太黄凝素，人好看，气质又温柔，说起话来让人心里软，早年夫妻相处，真有那么几年举案齐眉的样子，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女，其中就有后来跟他上飞机的张心沛。 三太太杨宛君，是唱大鼓的好手，彩袖一挥，鼓点一起，他看她的眼神里就带点少年气。徐雯波年纪更小，后来有人按照进门先后叫她四太太，外面提起来有时干脆笼统叫“第三任”，称呼乱，关系真切。 一九四七年，黄凝素心凉得差不多。 枕边人常年在外，回家也心不在焉，她一个人守着一屋子孩子，久了，眼神里那点光慢慢熄掉。那时她认识了一个小职员，聊得来，也肯听她说心事。 黄凝素提离婚，话说得很决绝，不闹不哭，只说过不下去。 张大千听完，把愧疚咽进肚子，没抢，也没拖，转身给了一大笔钱，说往后各安天命。 回到那天的机场，三岁的张心沛两只手死死抱着他的腿，脚不沾地，让人往外掰，她就哭得更厉害。 她是黄凝素的女儿，真正该抱着的那个人不在场。徐雯波站在一旁，脸色发白，身后还有她与张大千生的一儿一女留在屋里，喊都来不及喊一声。 张大千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谁都看了一眼，谁也没多看，最后伸手抱起小女孩，另一只手去拉徐雯波，把敦煌临摹的卷轴一并塞进行李，脚步发沉地往铁梯上走。 在外人眼里，这个男人前半生是光鲜的。 与齐白石并称“南张北齐”，诗书画样样拿得出手，泼墨一铺，山石云烟自己从纸上冒出来。喝酒，有兴致；作画，有天分；谈起风流事，嘴角还会带笑。 说起感情，亏欠一大堆，说起责任，又不是完全撇清的那一类。脾气上，他一直挺倔。做学生时就认死理，自认是爱国青年，心眼也硬。日语一门，他打小就拎出来当“敌人”，哪怕后来去日本学画，也坚持带翻译，人家说这样麻烦，他就认这个麻烦，觉得顺着学下去心里过不去那道坎。 政治风向变动后，他对各种口号都没什么好脸色，听着就烦。有人跟他讲“集体主义”，他心里只认定一个理：人要先站住，作品要先立得住，再谈别的。他更相信个人打出来的江山，不愿被整齐划一地塞进队伍。 南渡后，他在海峡那一端住了一阵，对那套官僚程序实在不顺眼。 什么事都要层层批、层层请示，他看在眼里，只觉得堵得慌。 通讯被管得死，留在内地的家人消息断得干干净净，每想到这一点，心里就像被塞了一块石头。 嘴上骂，脚步却没回头。他扛着家当换地方，先到香港，又跑去印度，一度琢磨要在海外扎根，看看异国的天是不是更宽。住久一点，走街串巷，医院也摸清几家，对当地的医术直摇头，心里犯怵，怕老了生病没人治，只好掉头回到香港九龙安家。 九龙那会儿，日子不算阔气，也不算寒酸。 徐雯波在那边又为他生下儿子，取名张心印，小孩子在屋里蹒跚学步，一声声喊爹。 没过多久，内地那边派来四个儿子，让他们做说客，想劝这位老父亲回去。几个人站在屋里，话还没说顺，就被他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张大千讲究长幼尊卑，自己见长辈照样跪拜礼数周全，轮到儿子顶嘴，当场就翻脸。 几个人吓得跪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喘，劝返的事一点不成，自己反倒被留在香港，从此没再回内地。 时间往后推几十年，他的足迹越来越散。 带着家人去印度，看寺庙石像上的缺口；去阿根廷，看港口边的船桅；去巴西，感受热风里混着汗味；去美国大城市里转一圈，看霓虹灯照在人脸上。 行李始终不算轻，画具总是在最顺手的位置。 落脚地一换又一换，他这辈子像被风推着走，直到年纪压下来，腿脚没有以前那股劲，才慢慢在台湾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