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人心！共和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在寒冬的风雨中，脚下只有一双凉鞋。可见当时国力之维艰！也更显科技报国的情怀信仰之坚定！ 那天北京的风裹着碎雪，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割。邓稼先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从西郊机场往科技部赶，路上的雪水顺着裤脚灌进鞋里——那是一双蓝色的塑料凉鞋，鞋帮已经裂了道口子，露出的脚后跟冻得通红。 他不是没有棉鞋，去年冬天妻子许鹿希给他织的毛窝子还在青海金银滩的试验基地木箱里，可这次临时接到回京汇报的通知，走得太急，只来得及抓上桌上的核试验数据文件和这双常穿的凉鞋。 没人知道，这个在风雪里缩着肩膀赶路的人，正扛着共和国最紧要的“秘密”——当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发已经到了关键阶段，每一个数据都关乎着试验成败，关乎着国家能不能早日摆脱“无核”的被动局面。 谁能想到，这个脚踩凉鞋顶风冒雪的科学家，十年前还是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那时候他的实验室里有恒温空调，衣柜里挂着笔挺的西装，导师多次挽留他留美搞研究，说留在这里能拿高薪，能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核物理技术。 可1950年秋天，他拿到学位才九天，就瞒着导师悄悄收拾了行李。临行前，他跟同样在美留学的同学说：“美国的条件再好，也不是我的根。我的祖国刚建国，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必须回去。”回国后，他先是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研究，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直到1958年那个夏天，组织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去做一项“国家机密任务”，可能要长期隐姓埋名，甚至不能跟家人透露具体工作内容。 他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回家只跟许鹿希说“要去一个远地方，可能很久不能回家”，转身就踏上了去金银滩的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一去，就是整整八年。 金银滩的试验基地比北京的冬天苦多了。夏天戈壁滩上的太阳能把地面晒得煎鸡蛋，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温度计都能冻裂。他们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几百组核反应数据全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遍遍地算。 邓稼先带头趴在桌上算，手指磨得起了茧子，算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算，常常一算就是一个通宵。有次算到后半夜，年轻的技术员小王发现他的脚在不停发抖，低头一看才发现，他的凉鞋里积了一层从门缝吹进来的雪，脚趾头冻得发紫，几乎失去了知觉。 小王要跑去仓库给他找棉鞋，他却摆摆手按住了小王的胳膊：“别去，耽误时间。这个数据明天一早就要报给指挥部，咱们得抓紧。”说着就把脚往暖气管上贴了贴，又低头盯着纸上的数字，笔杆在手里握得更紧了。 他偶尔借着出差的机会回趟家，许鹿希每次都能发现他身上的新伤。有次他进门，许鹿希一眼就看到了他脚上的凉鞋，赶紧端来热水让他泡脚。刚把脚放进盆里，邓稼先就“嘶”地抽了口气——脚后跟已经冻裂了好几道口子，热水一泡，又疼又痒。 许鹿希一边给他涂冻疮膏，一边掉眼泪，说“你怎么就不知道疼？在外面就不能多照顾自己一点？”他笑着把妻子的眼泪擦掉，说“工地上比我苦的人多了去了。老张的手冻得握不住笔，还裹着纱布记数据；小李为了盯着设备，在雪地里蹲了整整一夜，回来就发了高烧。 咱们多吃点苦，国家就能早点有原子弹，以后孩子们就不用再受别人的欺负了。” 那时候的中国，确实穷得厉害。全国的工业基础薄弱，能拨给“两弹”工程的经费有限，科研人员的口粮里常常掺着沙子，开水倒在搪瓷缸里没几分钟就凉透，晚上睡在帆布帐篷里，风一吹就呼呼响，被子薄得像层纸。 可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他们在做的不是普通的工作，是在给国家“筑盾牌”。除了邓稼先，钱学森放弃了美国的优渥生活，冲破层层阻挠回国主持导弹研发；钱三强带着妻子何泽慧，在简陋的实验室里钻研原子核物理；还有无数的工人、技术员，他们有的刚从农村出来，有的刚从学校毕业，都挤在那个荒凉的戈壁滩上，靠着“为国争光”这四个字，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现在我们有了先进的科研设备，有了温暖舒适的工作环境，再也不用像邓稼先那样在寒冬里穿凉鞋赶路，不用靠算盘计算核数据。可我们不能忘了，今天的岁月静好，是靠他们当年忍冻挨饿、隐姓埋名换来的。 他们的“科技报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踩在雪地里的凉鞋，是算到磨破的手指，是明明牵挂家人却依然选择坚守的决心。这种信仰，放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无论是搞科研，还是干好手里的普通工作，只要心里装着国家，装着责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邓稼先们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以身许国”，他们的故事不是历史书上的冰冷文字，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共和国铺就了自强之路。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