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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夜抓捕四人帮后不久,陈锡联上将向华国锋同志请辞,不再主持中央

1976年10月6日夜抓捕四人帮后不久,陈锡联上将向华国锋同志请辞,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想归还给叶剑英元帅继续主持。 很多人不懂这一举动背后的分量,甚至当年还有“陈锡联夺叶剑英军权”的传言流传。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才知道,这位被李先念赞为“打仗数第一”的开国上将,从始至终都没把军权当私产,他的请辞,藏着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大局观和坦荡胸襟。1976年2月,中央1号文件明确,经毛泽东提议,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绝非临时起意——彼时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常委只剩陈锡联、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几经权衡,看中的是他“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和炮兵”的硬实力,更信得过他的忠诚 。 谁能想到,这份临危受命的重托,竟让陈锡联背上了莫名的压力。传言最盛时,甚至有消息说叶剑英想避往广州,他当即拨通电话劝阻,却被叶帅误会“怕我捣鬼”。挂了电话,陈锡联对着夫人王璇梅叹气:“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 这句掏心窝的话,道尽了他的苦心——文革后期局势复杂,“四人帮”一直觊觎军权,叶剑英的威望是震慑野心家的关键,他怎会真的想“夺权”?那段时间,军队有任何重大决策,他都会第一时间向叶剑英请示沟通,从未独断专行 。 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小钢炮”,一辈子都在硬仗里打滚,却始终对权力看得通透。14岁参加红军,17岁扛着红旗冲锋陷阵得了绰号,22岁率769团夜袭阳明堡,炸毁日军24架战机,一战成名 。解放战争中,他打宿县、战淮海、解放重庆,首任重庆市长时,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连乞丐都被他组织起来修铁路,得了“陈青天”的口碑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接到命令当天就交接工作,十天内到岗,连外宾赠送的礼品都坚持留下:“这是给军区司令员的,不是给我的” 。这样一位从战火中淬炼出的将领,早就把“服从大局”刻进了骨子里。 抓捕四人帮的关键节点,陈锡联的立场更是毫不含糊。毛泽东逝世后,他在守灵时就多次跟李先念明说:“这样下去不行,对那几个人总得想个办法!” 正是这份坚定,让他成为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可局势刚稳,他就急着请辞,理由再简单不过:叶帅身体好转,军权理应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帅主持。在他看来,自己是“代行职权”,如今大局已定,就该物归原主,丝毫没有恋栈之心。 更难得的是,他的请辞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始终如一的品格写照。战争年代,他打胜仗无数却从不争功;建国后,从炮兵司令员到沈阳、北京军区司令员,再到国务院副总理,职位越升越高,待人却越发谦逊。邓小平评价他“心胸开阔,肚量大”,这话一点不假——他深知,文革后军队需要的是威望和经验来凝聚人心,叶剑英元帅在军中的号召力无人能及,自己主动让贤,才能让军委工作平稳过渡,让国家尽快走出动荡。 那些质疑他“夺权”的人,恰恰忽略了最本质的一点:共产党人的权力从来不是私器,而是责任。陈锡联临危受命时,没有退缩;局势稳定后,甘愿让贤,这一进一退之间,正是对“权为民所用”最好的诠释。后来邓小平多次为他解围,正是看清了他的坦荡——他主持军委期间,从未搞过任何小圈子,始终以大局为重,甚至在关键决策上主动向叶剑英请示,早已用行动击碎了传言。 陈锡联的请辞,不像战场厮杀那般轰轰烈烈,却同样震撼人心。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他没有纠结于个人得失,而是把国家和军队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有功不居,有权不恋”的境界,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敬仰。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将军,既能在战场上披荆斩棘,也能在名利前守住本心;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把使命看得比权力更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