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于荣光的父亲确诊肝癌，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化疗，最多只能活3个月。 谁知，于荣光思考片刻后却说：“放弃化疗，出院吧。” 医生办公室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诊断书上，那行“肝癌晚期”刺得人眼睛疼。 周围的亲戚都觉得他疯了，“有钱不治，这不是不孝是什么？”连主治医生都叹了口气：“于先生，现在放弃，可能……”他没让医生说完，只是轻轻摇头，“我爸这辈子最要面子，化疗把人折腾得不成样子，他受不了。” 其实于荣光心里有笔账。 二十年前，他见过父亲的老战友化疗，头发掉光，吃不下饭，最后几个月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父亲当时蹲在病房外抽烟，说了句“要是我，宁肯痛痛快快走”。 这句话，他记了二十年。 2003年的肝移植要五十万，对他来说不是拿不出，但术后抗排异药每月几千，更重要的是，父亲得在病床上熬过一次次检查，他赌不起父亲的尊严。 回家后的第一个难题是吃药。 父亲年轻时爱喝两口黄酒，现在医生不让沾，药又苦得厉害，常常偷偷把药藏起来。 于荣光试着把桂圆汁和陈皮泡在一起，调得酸酸甜甜，装在以前的黄酒瓶子里。 “爸，今天买了瓶新酒，咱爷俩少喝点。” 父亲呷了一口，眼睛亮了：“还是你懂我。” 后来才知道，这“酒”里混着碾碎的药粉，父亲大概也隐约察觉，却从没戳破，每次都乖乖喝完。 老房子的抽屉里，藏着一沓泛黄的照片。 有父亲穿军装的黑白照，有他小时候骑在父亲肩头的彩色照。 于荣光把照片按年份排好，做成一本相册。 每天晚饭后，父子俩就坐在灯下翻。 “这张是1953年在朝鲜拍的，那会儿你王叔非要抢我馒头，被我按在雪地里揍。” 父亲的记忆好像被照片勾活了，说话也利索起来。 棋盘摆上时，父亲总能想起年轻时的战术，“你这马走得不对，当年打伏击，就得像我这样绕后……”棋子落盘的声音，成了家里最常听见的动静。 2008年复查，医生看着片子直皱眉。 “肿瘤小了1.8公分？甲胎蛋白也降了？”于荣光心里清楚，这不是什么医学奇迹。 父亲每天早上在院子里散步，晚上喝着“黄酒”听戏，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 北京肿瘤医院的专家后来分析，可能是心情舒畅让免疫力提高了，但于荣光觉得，大概是父亲觉得“活得值”，才愿意多留几年。 2010年3月17日那天，阳光特别好。 于荣光像往常一样端着“黄酒”进房间，父亲已经靠在床头，眼睛闭着，嘴角带着笑。 床头柜上，那枚1949年得的“战斗英雄”奖章擦得锃亮。 他轻轻把奖章握在父亲手里，听见父亲最后说了句：“这七年，比过去七十年都明白。” 老相册现在还放在客厅的书架上，第三十七张照片里，父亲穿着军装敬礼，背景是白茫茫的雪地。 旁边的棋盘落满了灰尘，但棋子的位置，还停留在最后一局没下完的样子。 后来有人问于荣光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他指着相册说：“你看我爸笑得多开心，活得安心，比活多久重要。” 这些年，社区里多了不少临终关怀的志愿者，他们总会提起这个用“假酒”和老照片延长了七年时光的故事，或许，真正的孝顺，从来不是拼命留住时间，而是让时间里的每一刻，都带着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