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缴获电台后不会用，一国军俘虏效力，25年后成我军开国中将。   1930年冬，江西龙冈，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围歼国民党军第18师，活捉师长张辉瓒，9000多名敌军成为俘虏。   在缴获的大批物资中，一部带着弹簧式灯座的15瓦无线电台格外扎眼——可红军战士们看着这个“会发声的铁疙瘩”，这部电台的主人，正是该师年仅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吴人鉴。   吴人鉴出生于江苏武进农家，1928年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专攻无线电通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第18师，负责部队的通信联络工作。   更让人惋惜的是，战士们缴获时不小心砸坏了电台的发报部分，只剩下收报机和充电机能用，成了名副其实的“半部电台”。   就在大家对着“残次品”一筹莫展时，被俘的吴人鉴主动站了出来，坦言自己就是这部电台的操作员，还当场提出可以修复设备、传授操作方法。   朱总司令和毛政委亲自接见了他和另外几名无线电技术人员，总司令指着那部受损的电台笑着说：“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吴人鉴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与百姓同甘共苦，当天就决定留下来加入红军，并改名为“王诤”——取“诤言直谏，忠心耿耿”之意。   吴人鉴已经在战场上被击毙了，现在活着的是王诤。   三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的15瓦无线电台，这才有了“一部半电台”的说法。   1931年1月6日，在宁都小布镇赤坎村的龚氏家庙，王诤带领刘寅等技术人员开始了第一次试机。   他们把天线高高挂在窗外，接上电源后，耳机里很快传来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红军终于有了能“听远方消息”的工具。   毛政委看到抄收的电讯稿后，欣喜地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   不久，以这“一部半电台”为基础，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   初创时期的条件异常艰苦，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没有电键就用木块、铁片自制，学员们甚至把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练习发报，铅笔用到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用。   王诤既当队长又当教员，手把手教战士们识别电码、操作机器，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训练手册。   1931年1月28日，红军发布《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小布镇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这便是红军通讯学校的前身。   短短四个月里，第一期17名学员全部结业，成为红军第一批专业通信骨干，此后，这个学校先后培养了2100余名各类通信人才，为全军通信事业播下了火种。   无线电通信很快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打响，国民党军还在使用明码联络。   王诤带着团队日夜监听，终于在5月15日截获关键情报：敌第28师驻富田，次日将向东固开进——而东固正是红军总部驻地。   他立刻将情报上报，朱毛当即下令部队连夜设伏，第二天拂晓，敌军进入伏击圈，红军一举歼敌大部，取得首战胜利。   随后红军连打五场胜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政委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诗句，还在庆功会上特意表扬王诤“立了头功”。   在第三、四次反“围剿”中，王诤带领通信队多次截获、破译国民党军密电，让红军总能精准掌握敌军动向。   为了解决器材短缺问题，他还在1931年牵头创办了无线电器材修理厂，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把铜钱熔炼成薄铜板制作元件，将羊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代用品，硬生生打通了维修补给的通道。   抗日战争时期，王诤担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兼政委。他在延安主持创建了解放区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打破了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舆论封锁。   从此，延安的抗日主张和革命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了华北、华东、华中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解放战争中，王诤成为全军通信工作的总负责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里，他指挥通信部队在炮火中架设线路、维护设备，确保中共中央的作战命令准确传递到各个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副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一手推动我国国防电子工业和国家新闻广播事业的发展。   作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他亲自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筹备与起步，为导弹、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977年，王诤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继续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奉献力量，他始终保持着清廉的家风，子女大多在普通技术岗位工作，从没有靠他的功勋“走后门”。   1978年8月13日，王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他的故事不仅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成长，更诠释了“人才不分出处，忠诚方能致远”的深刻道理。而红军对人才的包容与信任，也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密码，被永远载入史册。 参考信源： 人才队伍建设与中央苏区无线电事业发展 2025-03-26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