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1916年，东京，24岁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邂逅了22岁的护士佐藤富子。   彼时的郭沫若意气风发，富子温柔善良，两人一见如故，从频繁的书信唱和到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同居。   富子出身日本士族，家人坚决反对她与中国留学生结合，她却不惜与家庭决裂，改名郭安娜，决心追随郭沫若一生。   此后的二十一年里，两人在东京市川的家中相守相伴，先后生下五个孩子：郭和夫、郭博、郭复生、郭淑瑀、郭志鸿。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一心报国，决定悄然回国参加抗战。他没有当面告别，只留下一封简短的信，便在夜色中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轮船。   当安娜清晨醒来，家中只剩空荡荡的房间和那封告别信，五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仅5岁，生活瞬间失去了支柱。   更残酷的是战争带来的绝境。当时日本社会反华情绪高涨，安娜作为“中国名人的妻子”，立刻成为日本宪兵的重点监视对象，不久便以“间谍嫌疑”被拘捕审讯。   狱中，她遭受了严厉盘问，家中珍藏的郭沫若手稿、书信、照片被全部没收，这些承载着两人情感与回忆的物件，再也没能找回，出狱后，母子六人被赶出公寓，生活彻底陷入困顿。   为了养活孩子，她每天带着孩子们去郊外挖野菜、捡菜叶充饥，自己则常常忍饥挨饿；她帮人缝补衣物、打零工，甚至典当掉身上所有首饰，换来微薄的收入。   即便在如此绝境中，安娜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她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为了让五个孩子继续上学，她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费和书本上，甚至不惜背上高利贷。   面对债主的催逼，她坚定地说：“只要孩子能读书，我做牛做马也要还钱！”   晚上，她一边在灯下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一边监督孩子们写作业，亲自辅导功课。她不仅教孩子们中日双语，更坚持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   她反复向孩子们讲述父亲郭沫若为国抗战的故事，拿出仅存的郭沫若诗稿，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是中国人，你们身上流着中国的血，一定要认祖归宗，不能忘了根。”   她还叮嘱孩子们：“要像父亲那样，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能因身世自卑，要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五个孩子格外懂事坚韧，从未荒废学业。   大哥郭和夫天资聪颖，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毅然回国，成为中国有机化学和石油化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担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为国家油气工业突破立下汗马功劳，培养了大批顶尖人才。   二哥郭博毕业于京都大学建筑系，回国后成为著名建筑设计师，他的作品融合中日建筑精髓，主持设计了多个重要项目，为中日建筑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三子郭复生专注于生物学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担任工程师，深耕动植物分类与生态保护领域，为国家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女儿郭淑瑀继承了母亲的温柔与坚韧，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她的作品兼具中日文化的独特视角，多次在国内外展览中获奖，用艺术传递两国人民的友好。   最小的郭志鸿自幼展露音乐天赋，成为著名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被誉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培养了无数音乐人才。   1946年，郭沫若托日本友人青木和夫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和数百美元，也间接告知了自己已重组家庭的消息。   1948年，她带着五个孩子历经波折抵达香港，终于与分别11年的郭沫若重逢。   面对郭沫若新的家庭，安娜没有哭闹纠缠，经过协商，郭沫若答应供孩子读完大学，并将部分著作权归安娜所有，安娜勉强接受了这一安排。   不久后，除已结婚留在日本的郭博外，安娜带着其他四个孩子定居大连，全部加入中国国籍。   安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社会与教育事业中，她积极参与中日友好交流活动，用自己的经历传递和平理念。   1975年夏天，郭沫若生病住院，安娜专程赶到北京探望，两人对着日本旧宅的照片，一一回忆往昔岁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78年，郭沫若病重，85岁的安娜再次赶往北京。   在医院门口，她没有进去打扰，只是站了一会儿，让身边人转告郭沫若：“我来了，孩子们都很好，都成了国家的栋梁。”   同年6月郭沫若逝世，安娜没有出席追悼会，只是在家中穿上黑衣默默默哀，她对子女说：“虽然他当年抛下了我们，但他是你们的父亲，也是中国的伟人，值得我们尊敬。”   此后，安娜一直定居上海，1994年，这位历经风雨的传奇女性安然离世，享年101岁。   安娜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是用爱与坚守点亮孩子的人生；真正的伟大，是在绝境中依然选择善良与坚韧。这位可敬的母亲，值得被永远铭记。   参考信源： 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 2002-09-05　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