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虚假的家谱，骗了中国人上百年，至今依旧有人深信不疑。 然而，谎言一旦开始，便如野火燎原，难以遏制。百余年间，这谎言被不断加固，愈发显得“真实”。1918年，施满家誊抄的族谱公之于众，瞬间激起学界对施耐庵身份的激烈争论。胡适，这位学界巨擘，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提出“施耐庵”或为化名，这一观点却遭到了家乡文人袁及人的激烈反对。 袁及人，这位为证“正统”而不择手段的文人，竟不惜伪造《耐庵小史》《施耐庵墓志》。这两篇伪作内容荒诞至极，无生卒、无世系、无子女，格式全然不符墓志体例，简直是对历史的亵渎。然而，就是这样拙劣的伪作，却因胡瑞亭的轻信而得以刊发于《新闻报》，流传开来。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袁及人又伪托清人陈广德作序，竟自署“清咸丰四年”，这一明显的破绽，无疑是对其伪造行径的无情揭露。 这场由虚假家谱引发的闹剧，不仅揭示了人性中的虚荣与贪婪，更让我们看到了谎言的可怕力量。它如何能在百余年间，欺骗了无数人的眼睛，甚至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心理与文化机制？值得我们深思。这些漏洞百出的材料，竟堂而皇之地被修志者采信，将施耐庵之名刻入《兴化县续志》！这背后，究竟是地方荣誉的盲目追逐，还是家族私利的暗中驱使？ 回溯往昔，1952年文化部便已调查认定相关资料的不可靠性，1982年启功、周绍良等权威学者亦通过鉴定明确否认施彦端即为施耐庵。然而，地方学者却并未因此止步，反而编造《年谱》，将施耐庵与张士诚、刘伯温等历史人物强行附会，妄图以此维系那早已摇摇欲坠的神话。 在这场学术的迷雾中，杭州学者马成生犹如一股清流，他从方言与地理的独特视角切入，指出《水浒传》中深深植根着杭州西溪的印记，这一发现彻底动摇了“白驹说”的根基。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愈发清晰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施耐庵是否真有其人，至今尚无定论，但他绝非兴化施家的先祖，这一点已无可争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场始于面子的造假行为，在层层转述与伪证的叠加之下，竟逐渐演变成了所谓的“正史”。直至，当我们翻阅百科词条时，仍能看到当年骗局的影子，仿佛一部家谱，骗了百年，而那些盲目相信的信者，却仍未从这场学术的迷梦中醒来。这不禁让人深思，学术的尊严与真相，究竟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与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