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妻子向左宗棠询问：“你每年挣多少钱？”左宗棠回答：“一年40000两白银。” 听到这个数字，周诒媏手里的针线活突然停了，她盯着丈夫的脸，眼神里满是不解。 要知道当时普通百姓一家年收入不过几十两，这四万两白银对她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可家里的日子却过得紧巴巴，每月寄来的家用从未超过二百两。 换作谁都会心里犯嘀咕。 周诒媏不是贪图富贵的人，只是看着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想着下人的月钱都快发不出来，换谁都得问问清楚。 左宗棠放下手里的奏章，叹了口气，他知道妻子想问什么。 这件事说起来也简单，钱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只是这些“该花的地方”在妻子看来，可能并不比家里的柴米油盐重要。 翻开左宗棠的账本，四万两白银的去向其实很清晰。 作为陕甘总督，他的俸禄包括正俸、养廉银和各种津贴，加起来确实有这个数。 本来想把大部分钱寄回家改善生活，让妻儿过得舒坦些，但后来发现国家正是用钱的时候，尤其是在新疆军务上，每一分钱都不能省。 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不仅把大部分俸禄投入军饷，还自掏腰包填补福州船政局的经费缺口，这些事他从没跟家里细说过。 晚清官场的风气大家多少有所耳闻，当时全国督抚里，像李鸿章家族资产达千万两，张之洞、刘坤一也有数十万两灰色收入，左宗棠的四万两在其中不算最多，但他的花销却与众不同。 他在长沙创设“左氏义庄”，累计救助灾民20万人次，在兰州开设“求古书院”培养西北学子，这些钱要是省下来，家里能买多少良田豪宅。 可他偏不，总说百姓比家人更需要这些银子，周诒媏一开始不理解，直到后来看到前线送来的战报，看到那些缺衣少食的士兵，才慢慢明白丈夫的苦心。 夫妻之间的默契往往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周诒媏主持家政时，主动把每月200两家用压缩到150两，节余的钱都用来购买药材捐赠前线。 她知道丈夫不是不顾家，只是在国家大义面前，他选择了更需要他的地方。 1878年左宗棠在家书中明确规定子女婚嫁不得超过200两，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士大夫家庭里简直少得可怜，但孩子们都理解父亲的用心，没人提出异议。 左宗棠的清廉在晚清官场里像一股清流。 1865年他弹劾浙江巡抚曾国荃“虚报军饷”，1872年严惩甘肃布政使崇保“克扣赈灾款”，这些举动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从没后悔过。 在福建推行“盐税改革”时，他把陋规转化为公开财政，每年给国库增加120万两收入，这种制度创新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怕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1885年左宗棠临终前，把孩子们叫到床前，留下遗命将长沙老宅改为书局，藏书7万册向学子开放。 他一生为官33年，总收入约132万两，用于公共事业的就有117万两，留给子孙的只有5000两白银。 这笔钱在当时或许能买几处宅子，但比起他为国家和百姓做的贡献，实在算不了什么。 如此看来，左宗棠用四万两白银的抉择，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在个人私利与天下大义之间，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以”。 比起那些在官场中迷失的人，他的选择或许在当时看来有些“傻”，但正是这份“傻气”，让他成为了后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如今再看左宗棠的故事，我们或许能明白，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金银珠宝的积累，而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 他留下的不仅是那座书局和几万册藏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值得传承的家国情怀。 这种情怀，恐怕比任何物质财富都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