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抉择 儿子的问题让我想了很多。孩子眼中的世界很单纯，好坏分明，黑白清晰，幸福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可真实的历史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那些走在刀锋上的人，面对的是我们这代人难以想象的抉择。 看看吴石将军去台湾前的处境吧。1949年的福州，国民党溃败已成定局，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他要是想保全自己，太容易了——身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掌握着大量军事机密，只要留在福州，等解放大军一到，他不但性命无忧，凭着这些年的潜伏工作和对革命的贡献，新中国一定会给他优厚的待遇。房子、职位、荣誉，都不会缺。他甚至可以像不少起义将领那样，在新政府里担任要职，看着孩子们长大，享受天伦之乐。 可他没有留下。 为什么？因为他桌上那份台湾军事布防图还没送出去，因为国民党撤退台湾后的战略计划他还没摸清，因为还有几百位地下同志的安危系于他一身。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安全，和整个台湾早日解放相比，太轻了。他知道，自己一家人的团圆，和千千万万家庭未来的团圆相比，太渺小了。 这让我想起我爷爷讲过的一个故事。他也是那个年代的人，虽然不是地下工作者，但在工厂里做技工。1948年，厂里接到命令要搬迁到台湾，老板许给他三倍工资，还答应给他全家安排船票。那时我爷爷的妻子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三倍工资啊，能让孩子吃上饱饭，能让妻子坐个月子。可爷爷拒绝了，他偷偷把厂里的机器关键零件藏了起来，让那些设备运不过去。后来他跟我们说：“机器运过去，就是帮着打自己人。我饿死也不能干这事。” 我爷爷不是什么大人物，他的选择没有吴石将军那么惊天动地，但那份心思是一样的——在“小家”和“大家”之间，他们选了“大家”。 这种选择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年轻人不理解。现在网络上常有这样的声音：“凭什么要牺牲个人？”“活着不好吗？”这种想法很真实，没什么不对。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们，很难体会那种“国家将亡”的紧迫感，很难理解那种“不革命毋宁死”的决绝。 但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看着同胞被欺凌，家园被毁坏，你会只想着自己小家的安稳吗？吴石他们那一代人，经历了太多苦难——抗战十四年，看着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内战多年，百姓流离失所。他们太渴望一个强大、统一、独立的国家了。这种渴望超越了个人的生死荣辱。 朱枫女士的故事更让人揪心。她本可以在香港过着安逸生活——丈夫是成功的商人，她自己有体面的工作，孩子健康成长。可她一次次冒险往返内地和香港传递情报，最后毅然赴台。被捕后，敌人用尽手段，她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就义前，她甚至整理好衣衫，从容不迫。 “从容不迫”——这个词在历史书上经常看到，可真正细想，那需要多大的精神力量？枪口对着胸口，死亡就在眼前，她不怕吗？当然怕，是人都会怕。但有一种东西比怕死更强大，那就是信仰。她相信自己的死能让更多人活，相信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更好的中国。 我有时候会想，我们这代人丢掉了什么？我们很精明，很会计算得失，很懂得保护自己。这没错，这是人的本能。但可能我们少了一点“傻气”，少了一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莽撞，而是清醒地知道代价之后，依然选择前行。 吴石和朱枫不是不懂危险，他们太懂了。吴石是职业军人，朱枫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比谁都清楚台湾当时的环境有多凶险。白色恐怖笼罩全岛，保密局特务无孔不入，身边随时可能有眼睛盯着。他们是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步都可能万劫不复。 可他们还是去了。 这让我想起《道德经》里的一句话：“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句话很有深意——不是因为他们的无私吗？所以反而成就了他们自己。吴石和朱枫的名字今天被我们记住，被写进历史，被拍成电视剧，正是因为当初他们选择了“无私”。如果他们只想着自己，可能就湮没在历史长河里，无人知晓了。 当然，我不是在鼓吹盲目牺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使命，和平年代不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但那种精神内核是相通的——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在安逸享乐和责任担当之间，我们选择什么？ 今天很多年轻人也在做选择：是去大城市追逐梦想，还是回小城陪伴父母？是选择高薪但996的工作，还是钱少但有时间生活？是只顾自己过好日子，还是也为社会做点事？这些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思考的过程很重要——我们是否只盯着眼前那点得失，忘了更大的图景？ 吴石将军1950年在台湾就义，临刑前他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朱枫女士就义时45岁，正是人生盛年。他们没能看到台湾回归，没能看到今天中国的强大。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血不会白流。 哪怕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善待身边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这些平凡的坚持，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沉默的荣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