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沈醉去了香港探亲，一天吃饭时，小外甥女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那个沈醉？你为啥拿竹签子扎江姐？”

筷子刚夹起的菜顿在半空，全桌的人都愣住了。

沈醉低头没说话，眼睛躲着孩子的视线，只吐出一句：“那事不是我干的。”

这事过后，沈醉整晚没怎么说话，他坐在阳台边，一根接一根抽着烟。

亲戚家楼下是香港铜锣湾的街口，车来人往，热闹得很，可沈醉心里，像翻了旧账。

1948年的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那些审讯、那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全冒出来了。

小女孩并不懂什么是军统，更不知道江姐是谁，她只是听大人说，这个灰头发的老人，是“用竹签子扎江姐的人”。

她不怕，反倒凑到沈醉跟前，继续问：“你要是没干，怎么人人都说是你？”

沈醉把手里的茶搁下，语气平了：“我那时人已经不在重庆。”

这句话让坐在一旁的舅妈抬了头：“你不在重庆？”沈醉点头：“我是军统的，管南京情报处，那会儿重庆那边的事情，是中美合作所的人在办。”

他说得不快，像是一个一个地捡词，说到“合作所”这几个字时，刻意压低了声音。

其实，“竹签刺江姐”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小说《红岩》里，形象震撼人心。

可要说具体是谁动的手，查过真资料的人都说不上来。

沈醉回忆，江姐是1948年6月被捕，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设在渣滓洞的牢房里，审她的并非军统情报科，而是中美所直接派来的审讯组。

那批人一向手段狠，是特训出来专搞“嘴硬”的。

沈醉说，江姐那时候已经怀有身孕，一般人不敢轻易下重手，但她太硬，关了几个月也没撬出一句实话。

有人上报说“还在装”，总部命令“必须突破”。

到底有没有用竹签，他不敢肯定，因为“我们当时也就是听说‘拔了指甲’，但具体谁干的、怎么干的，我没问，也没人愿意讲。”

那顿饭没吃完，亲戚们借口孩子闹腾，草草收场。

晚上，沈醉坐在床边，手里翻着一本小字典，不说话。

他拿这本书，不是为了查字，而是习惯性地翻，像过去审犯人时那样。

他说，这些年出来后，最怕听到“红岩”两个字，也最怕有人当面问他“江姐的事”。

1957年特赦后，他曾写过一份情况说明，说自己“未参与渣滓洞看押工作”。

但他也承认，“对当时部分嫌疑人严刑逼供的情况存在知情”，只是“无具体指令参与”。

他一直强调，自己没下过手，更没见过江姐，但这事传了太久，普通人早就把“沈醉”和“江姐”连成了一个故事。

小女孩第二天又凑到他身边，举着一根烧烤竹签玩。

她笑着说：“我也有竹签。”沈醉看着她不说话，像是被什么扎了一下。

他不想说教，也不想解释，因为他明白，解释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狡辩。

据重庆方面后来解密的一份档案，中美合作所确实设有特别审讯组，他们不是军统常规系统，而是归美方顾问组和戴笠直接指挥的特别行动人员。

江姐遭遇严刑逼供几乎是确凿无疑，但使用“竹签穿指”是否真实，没有完整记录，更多是后人传说放大的部分。

有研究者指出，《红岩》一书在艺术创作中对真实事件进行加工，如“夹竹签”“拔指甲”等情节增强了感染力，但并未在原始档案中有明确记载。

沈醉本人的回忆录中，从未说过“我不后悔”，也没有否认当年军统对共产党员的残酷手段，只是一再声明“那不是我干的”。

香港探亲结束前一晚，他带着外甥女去买冰棍，小女孩突然问：“你现在是不是后悔啦？”

沈醉站住了，背对着她，只说：“有些事，不是你想干就能干，也不是你不想干就能躲得了。”

小女孩听不懂，他也不再多说。

街边灯红酒绿，沈醉拎着纸袋回去，他的背影被街灯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段摆不脱的往事，拖着走，甩不掉。

参考资料：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86年。
《红岩英烈传》，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竹筠烈士生平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戴晴主编，《中美合作所纪实》，三联书店，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