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陕北，真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蒋介石调集34个旅25万人马，对着陕甘宁边区猛扑过来，胡宗南更是狂言要“活捉毛泽东”，而当时陕北的野战部队满打满算才2.8万人，兵力悬殊到让人揪心。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个让很多人看不懂的操作：一辈子领兵打仗的贺龙，把自己亲手组建的三个纵队全交给了彭德怀，转身去管了没人愿意碰的大后方。 这事要是放在旧军队里，简直是天方夜谭。哪个军阀不是把兵权看得比命还重？可贺龙偏不，他这辈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而且他真的说到做到了。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打，贺龙就预感以后的仗会越打越大，赶紧和李井泉商量，把晋绥野战军编成了三个纵队，张宗逊、王震、许光达这些猛将全是他一手提拔的骨干。可部队刚组建好，中央一道命令调1纵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去驻地动员，让战士们安心跟着中央走。 到了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压境，中央要调王震的2纵入陕，贺龙还是那句话：坚决执行命令，亲自送部队过了黄河。临走前还特意捎话给1纵的领导：“毛主席在陕北，你们得保证党中央的绝对安全，多打胜仗，听彭老总的指挥，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这时候的贺龙，已经把大半兵力交了出去，但他心里想的从来不是自己少了多少兵权，而是前线能不能顶住。 真正的“交权”是在小河会议之后。1947年7月，毛主席在靖边县小河村召集会议，明确让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的工作，把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全压在了他身上。 这意味着，这位从南昌起义就担任总指挥、打了一辈子仗的老总，要彻底脱离前线，去管筹粮、筹款、征兵这些“后勤琐事”。当时不少人都觉得不可理解，可贺龙却想得明明白白：“中央军委留在陕北，前线由军委直接指挥更适宜，我是共产党员，怎么有利于战争就怎么来，个人计较啥？” 大家可能不知道，贺龙接手的是个多大的烂摊子。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加起来才400多万人口，黄土高原本身就地瘠民贫，再加上胡宗南部队到处烧杀抢掠，大片土地荒芜，河东还闹着灾荒。 而当时西北野战军加上中央机关，8万多人每月要吃1.6万多石粮食，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毛泽东刚给他下令，就急着要7000到1万石粮，后来更是发急电说“粮食供应是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 换别人可能早就愁白了头，可贺龙有股不服输的劲。他先是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把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搞统一财政；又在各地设兵站，让专员、县长亲自当站长，保证部队打到哪，补给就跟到哪。粮食不够，他就硬着头皮向晋冀鲁豫求援，刘伯承、邓小平立马调拨10万石粮。 可运粮比筹粮还难，“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是老话，要把这么多粮翻过吕梁山、渡过黄河，谈何容易？后勤部长薛兰斌都犯了难，贺龙敲着烟斗说：“困难再大也得办，没任何价钱可讲！” 他不仅调了1000多名延安大学的师生当运输骨干，还发动沿途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车拉肩扛，在晋南的山路上，运粮牛车连绵不绝，光榆林战斗时，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背粮。 光有粮还不够，战士们得有枪有弹有衣服穿。彭德怀的电报里，除了要粮，最多的就是要弹药，蟠龙战斗后，每门炮平均不足10发炮弹。贺龙把陕甘宁和晋绥的军工企业合到一起，硬生生搞出14座工厂，专门生产山炮弹、手榴弹。到了冬天，部队缺被服，他又想出个“做买卖”的招，派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带两个骑兵团，顶着“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的头衔，把边区的土特产卖到国统区，换回金子、银元、棉花和布匹，解了越冬的燃眉之急。 在兵员补充上，贺龙更是有远见。他在老区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发动群众参军，1947年一年就给野战军补充了3万人，还组建了5万地方军，后来更是编成第四纵队交给前线。毛泽东都夸他这个办法有战略眼光，而彭德怀更是直言：“贺龙是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 大家想想，西北野战军能从2.8万人发展到后来的7个纵队，能在沙家店、宜川这些硬仗中打赢数倍于己的敌人，靠的不就是贺龙在后方撑起的这片天吗？ 有人说贺龙“交出兵权”是吃亏了，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革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解放战争是全局战争，前线打仗需要彭老总这样的猛将，后方支援更需要有人兜底。从南昌起义时他还不是党员就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喊出“党叫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到解放战争时期心甘情愿放下指挥权，去管最琐碎、最艰难的后方工作，贺龙用一辈子践行了“听党话、跟党走”。 对比一下当时的国民党，派系林立，各怀鬼胎，为了保存实力互相拆台，而我们的共产党人，贺龙把亲手带了二十年的部队说交就交，彭德怀在前线指挥得得心应手，两人一个守后方一个打前线，配合得天衣无缝。杨尚昆后来感慨：“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里简直难以想象。” 这就是共产党能赢的根本原因，没有个人私利，只有全局一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