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在县议会上被问及琉球的归属时，语气平静地给出了回答：“我虽然知道中国媒体的一些评论，但不用说，冲绳县是日本的地方政府之一，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中日双方都有共同的认识。”   要搞清楚这事儿的猫腻，得先把琉球的历史脉络理清楚，琉球从来不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而是在1429年就已形成的独立王国，在之后四百五十多年里，始终保持着自主的王权统治。   更关键的是，琉球王国曾长期接受中国明朝和清朝的册封，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联系，这种册封关系是当时东亚宗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历史合法性，直到1609年，琉球才被迫在萨摩藩的武力胁迫下，成为其“被保护国”，开始了双重臣服的尴尬处境，但这并未改变其独立王国的本质。   日本真正将琉球纳入版图，是明治维新后的“琉球处分”，1879年，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潜在争议，强行废除琉球藩，设立冲绳县，用武力和强权终结了琉球王国的存在。   这一过程从头到尾都带着侵略扩张的烙印，当时的中国清政府从未承认这一结果，国际社会也未形成普遍认可的法理依据，换句话说，日本对琉球的占有，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合法性支撑，更多是基于实力的强行吞并。   二战的结束，本应给琉球的地位带来重新界定的机会，作为战败国，日本将冲绳的施政权交给美军托管，这一安排本身就说明，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最终确认，1971年，日美两国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决定将冲绳施政权交还日本，并于1972年5月15日生效。   但这份协定存在两个致命缺陷：一是完全无视琉球民众的意愿，二是缺乏广泛的国际法律效力，更讽刺的是，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还与美国达成秘密协定，允许日本在军事冲突时运进美国核武器，同时代替美国负担高额军事用地恢复补偿款，用冲绳的安全利益换取了施政权的回归。   玉城丹尼口中的“中日共同认识”，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从未正式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于历史上的琉球问题，中方始终坚持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立场，所谓“共同认识”，不过是日本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是玉城丹尼在其身份限制下做出的迎合性表述。   他作为冲绳县知事，受制于日本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和财政控制，根本不可能公开质疑冲绳的归属定性——冲绳经济对中央补贴的依赖度极高，公开挑战中央立场，很可能导致财政支持被削减，影响地方治理的正常运转。   玉城的表态，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平衡术，一方面，他要应对县议会中反对势力的质询，用明确的表述稳定日本中央政府的情绪；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完全忽视冲绳民众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和对自身地位的疑虑。   近年来，冲绳本地的琉球独立思潮虽未成为主流，但对日本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持续高涨，核心矛盾就集中在美军基地问题上，美军在冲绳拥有大量军事设施，占当地土地面积比例极高，噪音污染、安全隐患等问题长期困扰当地民众，而日本中央政府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始终对这些问题采取敷衍态度。   日美之间的秘密协定，进一步加剧了冲绳民众的被出卖感，1996年，日美曾达成协议，计划在5至7年内全面向冲绳返还普天间机场，但这一承诺最终未能完全兑现。   美军基地的存在，让冲绳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的前沿阵地，也让冲绳随时面临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冲绳民众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不过是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全球战略的牺牲品，这种认知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对日本的归属感。   从国际博弈的角度看，玉城的表态也是日本强化对琉球控制的一种手段，随着中国在西太平洋影响力的提升，日本急于巩固自身在西南诸岛的统治，通过地方行政长官的明确表态，向外界传递“冲绳是日本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信号，试图堵住国际社会对琉球地位的讨论空间。   《朝日新闻》曾在社论中援引美国历史学者的观点，指出“日本政府为利用琉球用尽了各种手段，却不肯为琉球百姓牺牲哪怕一丁点”，这句话精准点出了日本对琉球的真实态度：利用其战略位置服务于自身利益，却忽视当地民众的合理诉求。   中国媒体对琉球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维护，任何国家的领土归属，都应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强权认定和单方面宣称，日本试图通过地方长官的表态掩盖历史，混淆视听，最终只会适得其反，冲绳的归属问题，不仅涉及历史正义，更关系到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玉城丹尼的回应，也让国际社会更清晰地看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从否认南京大屠杀到美化侵略历史，从强行界定琉球归属到忽视冲绳民众诉求，日本始终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正视的勇气，这种态度不仅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也让自身在国际社会失去了更多的信任。   说到底，琉球的历史归属有明确的脉络可循，任何单方面的表态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玉城丹尼的回应，不过是日本中央政府意志的延伸，是政治现实下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