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上学学到遵义会议，那时候不懂“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 命”这句话的含金量，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个排比句究竟有多重的分量！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打进贵州遵义。城里人只看见城门口红旗换了一茬，对一路减员、几乎被打断腰的中央红军来说，这一步像是把脚从悬崖边上往回挪。 矛盾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就结上了。 那时李德抓着指挥权，坚持同敌人硬拼，阵地守得紧，战士倒得快。 张闻天看着战报上伤亡数字往上蹿，在军委会上严肃批评这种“死拼”方针，指出造成大量不该有的牺牲。博古当场不服，把他同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 李德出来劝和，说“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不能互相磨擦。 张闻天丢下一句“中国的事情不能全听李德的”，这话一落地，谁心里都知道路不会再按原样往下走。 长征一出发，错误路线的代价就从纸面变成担架。 部队在山地、河谷间来回转，减员一批接一批，担架队总在队尾晃，士气肉眼可见地往下掉。 很多军团干部心里明白，光说“敌强我弱”不顶用，是军事路线出了偏，一时还压着没摊牌。 王稼祥这时躺在担架上，却被推到风口。 他伤得重，走不了路，每天被抬在毛主席身边。行军歇脚、夜里宿营，两人就着地图和战报，把几次战役翻出来，一仗一仗算，从战士能不能活下来判断打法对不对。 王稼祥兼着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负责人的职务，部队掉多少人、干部怨气有多重，他最清楚。 谈得多了，他的立场靠向毛主席，又同张闻天等人反复交流。 张闻天本来就对李德不服，朱德认可毛主席的用兵，周恩来习惯从实际出发想问题，这几条线一接上，对原军事路线的不满就压不住了，遵义会议的事也就顺势提上来，李德在酝酿和筹备中都被放在圈外。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红军先进入遵义，九日中央机关进城，几担装着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担子挤在队伍里。 遵义旧城一座军阀公馆小楼，被选作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址。 晚上点灯，长条桌一摆，屋里坐满了人：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军团主官基本到齐，博古、周恩来、毛主席、张闻天、陈云、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都在。 九军团因为没能及时渡过乌江，罗炳辉、蔡树藩缺席。 邓小平起初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开到中途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当场从旁听者变成中央秘书长。 会议集中在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白天处理军政事务，晚上开会，一开到深夜。后来保存下来的决议油印本上印着一月八日，多数知情者认为应是“一月十八日”写错。 屋里的话题总绕着第五次反“围剿”。 博古作主报告，承认失败，也承认指挥失误，同时把相当一部分责任推给“敌强我弱”和客观环境。 周恩来作副报告，自我批评很重，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担。 毛主席起身发言时，屋里一下静下去。 他把那条军事路线拆给大家看：防御时死抱地盘不挪，是保守；进攻时不顾兵力、不算粮弹，是冒险；转移时匆匆忙忙、顾头不顾尾，就走成逃跑。 看着像三种路子，根子只有一个，就是脱离实际。 他点名那种只在地图上划线的指挥做法，不看前面是大山还是河谷，不问战士脚力粮草，只在纸上划条线，限定几天之内必须打到哪里，纸上走得飞快，腿脚根本跟不上。 说完这些，他又把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拉出来，同第五次的失败摆在一块。 经历过几次反“围剿”的指挥员，一听这几笔算账，心里立刻能对上自己打过的仗。 毛主席刚坐下，王稼祥当场表态，明确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主张今后由毛主席指挥红军。 朱德发言不长，态度坚决。周恩来公开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对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主席担起军事领导。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陆续发言，从前线伤亡和几场硬仗讲起，对那种照本宣科的打法批得很尖锐。 角落里有一块沉默。林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积极推行“短促突击”，还写过《论短促突击》，是王明军事路线的一员干将，这次虽然没人点名，他知道矛头指向哪里，只好少开口。和他长期共事的聂荣臻，对他的长短早就有数。 李德坐在门口，处境最尴尬。 别人围着桌子，他和翻译在门边挤着。发言一轮轮过去，翻译一句句给他转，他一支接一支抽烟。 外面传的“踢翻火盆、推倒桌子”，真正参加会议的人都没见过。 几场会议下来，决定写定。 毛主席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博古、李德被取消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继续负担中央军委工作。 常委分工重新调整，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主席、周恩来具体抓军事。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红军撤出遵义，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权集中到这几个人手里。 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正式撤销中央军事顾问职务。 红军撤出遵义后，他提出要随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他和翻译一道到了第一军团，过桐梓继续北上。旧路线带着残影往一边退，新路线在长征路上一点点站稳，那句“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沉甸甸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