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彭德怀干了一件让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大为光火的事，当时为了争取让想反蒋的十九路军掉转枪口，彭德怀和乔装成农民的密使陈公培在王台八角楼接上了头。 那一年的中国，到处都是硝烟和焦虑。日军刚攻占山海关，热河全境沦陷，长城沿线的炮声震得华北大地发抖，可蒋介石却一门心思要“围剿”红军，把十九路军这支出色的抗日部队从上海调到福建，逼着他们和红军自相残杀。 彭德怀率领的东方军刚在闽北打了胜仗，却眼睁睁看着民族危亡就在眼前，枪口对着枪口的内耗让他心急如焚。他太清楚，红军和十九路军拼得两败俱伤，最终只会让蒋介石坐收渔利。 没人知道，陈公培这身粗布农民装下，藏着多大的风险。这位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南昌起义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却始终没忘抗日初心。 十九路军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浴血抗敌，可蒋介石不仅不支援，还借机打压，把他们当炮灰推到反共前线。蒋光鼐、蔡廷锴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想找红军合作反蒋，思来想去，只有陈公培既懂共产党，又能穿过封锁线，于是把藏在衣领里的密信托付给了他。 王台八角楼里的会面，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彭德怀让炊事员端来大脸盆的猪肉和鸡子，这在缺衣少食的苏区已是最高规格的招待。陈公培掏出密信，上面“抗日反蒋”四个大字让彭德怀眼睛一亮。 两人越谈越投机，彭德怀直言不讳：“你们在上海抗日是英雄，来福建打红军就是糊涂！蒋介石就是想借我们的手消灭你们。”陈公培连连点头，他带来的十九路军条件很实在：停止进攻、取消封锁，红军退出洋口，以划定界限互不侵犯。 彭德怀当场拍板同意接触，还亲笔写了封信让陈公培带回福州，明确表达合作诚意。可这份务实的举动，传到瑞金就变了味。 博古把“左”倾教条主义奉若神明，认定十九路军是“军阀部队”，他们的反蒋不过是“欺骗群众”的把戏。在临时中央的会议上，博古拍着桌子发火，指责彭德怀“擅自与军阀谈判”，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下令要严查此事。 此时的中央苏区，早已被“左”倾错误搅得人心惶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只因建议“红军应打游击战”，就被打成“罗明路线”代表撤职；毛泽东也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正确的军事主张没人听。 博古他们看不到，日军侵华的步伐越来越近，民族矛盾早已成为主要矛盾，还死死抱着“关门主义”，把愿意抗日的力量都推到对立面。 彭德怀不是不知道违抗临时中央的后果，可他心里装着的是整个民族的命运。他在给中央的电报里据理力争，强调“联合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绝佳机会”。 周恩来、张闻天也支持他的主张，周恩来甚至专门发电报证实陈公培的身份，建议抓住这个机遇。可博古等人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严令彭德怀“不得擅自行动”，错过了最佳的合作时机。 陈公培带回的消息让十九路军领导层看到了希望，很快又派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赴瑞金谈判，最终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可临时中央的消极态度，让合作始终停留在表面。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从“围剿”苏区的部队中抽调11个师镇压。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出击配合，却被博古拒绝，导致十九路军孤立无援，短短53天就宣告失败。 福建事变的失败，让红军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机会。蒋介石解决了十九路军后，集中全部兵力围攻中央苏区，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彭德怀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还痛心不已：“如果当时中央能采纳联合十九路军的主张，第五次反‘围剿’绝不会失败得那么惨！” 历史终究会给出公正评价。彭德怀在王台八角楼的“越权”之举，不是个人冒险，而是基于民族大义的远见卓识。 他打破了“左”倾教条的束缚，践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为后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反观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不仅葬送了大好的抗日局面，更让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真正的革命领导者，从来都是实事求是、顺势而为。彭德怀的担当告诉我们，民族危亡之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是制胜的关键。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和偏见，只会把革命推向绝境。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