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梁启超和17岁王桂荃行房，两人大汗淋漓，次日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作母亲！”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王桂荃心里，也扎进了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时代。   1903年的日本东京，正上演着一场极具讽刺意味的拉锯战，那一边的街头上，30岁的梁启超正激情澎湃地演讲，他和谭嗣同刚刚成立了“一夫一妻世界会”，高喊着文明公理；而这一边的后院里，现实的窘迫却让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信条。   发妻李蕙仙虽然出身名门，但多年的流亡生涯早已耗干了她的精血，膝下长子梁思成体弱多病，远在澳门的婆婆哭诉着“香火不能断”。   在这个节骨眼上，熟悉梁家一切的“来喜”成了唯一的解题人，可这个解题过程对一个女人来说太过残忍：梁启超为了维护自己“一夫一妻”的公众形象，立下了一份近乎苛刻的契约——你可以生孩子，但你永远只是丫鬟。   为了这点微薄的生存空间，她吞下了所有的委屈，梁启超觉得“来喜”这名字太俗，随口给她改名“桂荃”，从此，她就成了这个家里那个“隐形”的支柱。   在流亡日本的日子里，李蕙仙体弱多病，家中那个精明的管家其实是王桂荃，谁能想到，这个没读过书的女人，为了能帮丈夫处理往来信件，硬是靠死记硬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   她不仅要在菜场里跟日本房东为了几个铜板锱铢必较，还要时刻警惕周围是否有清廷派来的探子，那些看起来温顺的顺从背后，其实藏着极其敏锐的生存智慧，她甚至能从一些看似普通的钓鱼文章里，嗅出政治密探的味道。   与其说她是梁启超的“侧室”，不如说她是这个思想家背后的“执行官”，当年袁世凯挥着一张20万银票的封笔费想收买梁启超，梁启超之所以能硬气地回绝，写下讨伐檄文，底气恰恰来自于王桂荃把一家十几口的生计安排得井井有条。   梁启超曾在日记中忍不住感叹“桂荃者，家中柱石也”，但在对外宾客的介绍中，她依然只能是那个端茶倒水的“家里保姆”。   1929年，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给王桂荃的是一地鸡毛：几乎没有积蓄的家底，和九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孩子，当时最小的梁思礼才五岁，那时候，她白天做针线活，晚上帮别人洗衣服，甚至放下尊严向丈夫生前的老友借钱，也要把孩子送去读书。   她不懂什么“救国图强”的大道理，她的教育哲学朴素得像白开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无论做什么，先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梁思成从清华带回来的那双破布鞋，被她补了又补，千层底磨穿了也舍不得扔，却硬是凑出了400美元的路费，把梁思礼送到了美国。   在那年的天津码头上，为了省几个住旅店的钱，她在寒风中整整守了半个月，只为能在儿子回国靠岸的第一时间，从人潮中一眼认出他来。   这种沉默的付出，换来了“一门三院士”的传奇，建筑泰斗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专家梁思礼，这些闪耀的名字背后，都站着这个矮小却坚韧的影子。   然而在风烛残年之时，因为梁启超的身份，她被戴上“保皇党老婆”的帽子遣送乡下，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孤零零地死在了一间漏风的牛棚里。   多年后，梁家的后人在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抚育九子，恩重如山”。   对于王桂荃来说，这迟到的名分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她这一生，从王来喜到王桂荃，从卑微的陪嫁丫鬟到撑起家族脊梁的无名英雄，从未被时代善待，却用一种近乎执拗的温柔，把所有的苦难都揉碎了，喂养出了一个家族的辉煌。  官方信源：《人民文摘》2013年5月版《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梁启超子女口述回忆相关史料。